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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这显然是几个词语生搬硬凑而成的一句毫无逻辑的句子。何为“中华”,何为“华夏”?在历史语境中,中华和华夏两个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其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现代语境中,其皆用来代指自夏商周以来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同样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既然如此,“中华”怎么可能“无”两次?从逻辑上讲,这句话的两部分相互矛盾,整体上是一个悖论。
这句在网络上被奉为至理名言,至高真理的并不对偶但强行对偶的句子,原型来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学者。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针对本国的发展,提出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即通过三步——征服朝鲜,征服中国,称霸世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日本为了实现瓦解中国的目的,决定从内部入手。清王朝的统治者是满族,并非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于是日本人便利用这一点做文章,声称满族是“异族”,并不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并抛出了所谓“中华文化在日本”的谬论。
1894年,甲午战争进行之时,日本文人宗方小太郎写下了《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试图通过否定清朝皇族统治的正统性,煽动所谓的“汉地十八省”独立,日本便可借机取得东北和外蒙,并且趁此机会干涉中国。这个所谓的“昭告书”开篇便毫不避讳地提及了这一点:
”满清氏元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
在文章的最后,宗方小太郎提出,日本愿意帮助汉人“复国”: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显然,中华文化在这里,被宗方小太郎当作了挑拨中国各族团结的工具,他以孔孟,明祖等中国历史上汉族的名人,来否定清朝,号召汉族人民与日本联合,推翻清政府。
宗方小太郎自诩为中国通,但他丝毫不明白,中国历朝历代所谓的“正统”,并不是以民族,血统为划分依据,而是以文化为依据。实际上,中华文明在原生之初,便是华夏与东夷两个文明系统,在后来的发展中,又不断地融入其他民族的血统。实际上,后来的“汉人”概念,较之“华夏”,已经更为广泛。因此,血统对于中华文明而言,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奉行自所谓“三代”以来所形成的文化,习俗,接受这些价值观念。
如此看来,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是“正统”,即使是元朝时期的蒙古族和清朝时期的满族,也都认同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便是最好的证明。实际上,针对所谓的“满洲非中国”论,雍正皇帝曾经写过《大义觉迷录》进行驳斥,其中一句话一针见血:
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正所谓,天下有德者居之,无论君主源于何地,但凡能够认同中华文化,能够保境安民,他便是正统: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雍正皇帝的论述,可谓是精辟,三百多年前,完全可以拿来驳斥日本人的这些谬论。所以说,尽管元朝和清朝两朝,乃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元清属于中国这一定论。
故,“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是完全荒谬的,宋朝之后的元朝,文化方面极为发达,元散曲,元小令,都在中华文明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由于与西域,中亚地区交流频繁,上述区域的医药学对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药丸的大量使用,便是在元朝之后,此前的中医药物主要以汤剂为主,可以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促进了今日语境中“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而明朝之后的清朝,在文化方面,诞生了考据学,其中不少提倡经世致用,这些学派在西方文明传入后,成为了联结中国古代文化和近代文明的纽带。
可以说,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没有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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