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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日本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文化符号反映了日本人独特的精神深层，其民间争议少、易于媒体传播、更具统合性。因此安倍晋三政府通过传统文化符号的再利用来建构“美丽日本”的国家认同，这对于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一方面，日本在建构一个符合“传统”的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在官方话语层面受到一定的压制和排斥。另一方面，日本被重塑的“传统”与中国文化具有盘根错节的连通性，为中日两国改善国民感情，建构共同的价值认同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在捐赠物资时以汉诗文为媒介的互动成为一大亮点。长屋王写下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两句汉诗让中日两国人民感受到文化上的共通性和精神层面的互相接纳，彰显出挖掘共通的传统接点对发展新时代中日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当今安倍晋三政府非常注重通过传统文化符号的再利用来建构国家认同。表征日本文化特质的传统文化符号被抽取出来，赋予意义，并有意识地运用于对内国家认同的建构，深入剖析其建构国家认同的方式和建构“他者”的过程对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的国家认同与“美丽日本”
国家认同是指“具有差异性的族群成员通过相互承认结成‘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作为自己情感和身份归属的自觉认知”。在概念化国家认同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值得借鉴，其认为民族国家不仅仅是地理和政治实体，更是想象的共同体。杰克·豪根认为，国家认同是一种散漫的想象，它主张共同的价值观、共享的历史和生活方式。关于国家认同的话语本身支持家庭、学校、政府、宗教组织、大众传媒等社会机构，并且得到这些社会机构的支持。斯图尔特·霍尔把这些话语的一个侧面称作“国家叙事”，意即一系列故事、图像、风景、场景、历史事件、代表或表征共同经历的国家象征和仪式为国家赋予意义。
文化为描绘认同群体提供了其所需的符号素材，国家认同感的建构离不开符号的运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认同感的建构就是一个创造符号、解释符号、革新符号、运用符号和使符号‘物化’的过程。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国家需要创立一套象征国家的象征符号体系，比如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国家博物馆等，使抽象的国家符号化、具象化、生活化，从而培养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别府春海认为，日本的国旗、国歌、国徽、靖国神社等这些在二战前表征日本国家认同的符号因战争而被损伤了正当性和神圣性，在战后无法作为日本国的象征符号获得国民的共识。日本文化论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替代作用，这导致战后日本文化论的盛行。
当今安倍政府从国家层面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再“创造”和再利用，而不是由其在民众间自发产生。早在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上台后提出“建设美丽国家计划”，在内阁官房设置了“建设美丽国家”推进室。2006年安倍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强调，“美丽国家”的面貌第一条就是要建构一个“重视文化、传统、自然、历史的国家”。根据2007年日本内阁府的舆论调查结果看，认为现在的日本“美丽”的人超过了半数。具体来看，关于“日本的美体现在哪些方面”的问卷调查结果（可多选）如下：选择“山和森林等自然”的占80.0%，选择“传统工艺”的占58.5%，选择“田园、山林等景观”的占52.8%，选择“歌舞伎、祭典等传统文化”的占50.8%。
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台后，仍然没有放弃建构“美丽日本”的国家认同的目标。自2015年起，安倍每年都会亲自主持“日本之美”综合项目恳谈会。其主旨是“振兴日本的文化艺术并传承给下一代，同时向国内外宣传文化艺术和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为国际友好与世界和平做贡献”。与“酷日本战略”不同，“日本之美”恳谈会虽然也包括日本的电影和动画，但更多的是强调能够体现日本人传统审美和价值观的文化艺术。既包括绳文陶器、佛像等日本自古以来的文化艺术，也包括歌舞伎、能剧等传统艺术以及传统工艺，还包括和食、茶道、花道等植根于日本生活方式的文化。
二、“美丽日本”的建构：古典文学符号的再挖掘
下面以日本古典文学符号和皇室仪礼符号的运用为例，来剖析安倍政府如何建构“美丽日本”这一国家认同，以及中国文化要素被“他者”化的过程。
日本新年号“令和”英文翻译为Beautiful Harmony（美好和谐），表征着“美丽日本”的国家认同。该年号出自日本古典和歌集《万叶集》大伴家持的梅花歌序中“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日本政府强调这是首次使用日本古代典籍作为年号的出处：“《万叶集》是1200多年前编纂的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收录了天皇、皇族、贵族、防人（戍边将士）、农民等各阶层的人吟诵的和歌，是象征着日本丰富的国民文化和悠久传统的国书。”作为国家认同的文化符号，其意义的形成既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又通过政府的征用、学校的教育、学者和媒体的普及性宣讲等形式渗透到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中。
“令和”年号取自《万叶集》并不是偶然，而是与长期以来《万叶集》作为“国民歌集”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江户时代，《万叶集》的读者主要是研究者和歌人。日本的国学者贺茂真渊把《万叶集》和歌的特征称作“ますらおぶり（雄浑风）”，对于后世《万叶集》在日本官方话语中的崇高地位起了很大作用。根据东京大学教授品田悦一的考察，《万叶集》获得国家认同文化符号的地位是从明治时期开始确立起来的。品田悦一将“国民歌集观”分为两个侧面：第一个侧面是它反映了从所有阶层汲取的古代国民的真实声音，第二个侧面是贵族创作的和歌和民众创作的和歌都建立在同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第一个侧面是在明治中后期应国家的需要而形成的；第二个侧面是在明治末期构筑起来的，在大正期和昭和初期就已经在岛木赤彦等民间人士中普及，在二战后被教育界所采用。在昭和的战时体制下，第一个侧面中所内含的政治性一度被发扬得淋漓尽致，“万叶和歌”成为发扬国威的工具。二战后随着民主化改革，因其第二个侧面，《万叶集》被纳入民主化教育的内容，成为重建濒临崩溃边缘的民族自我认同的手段。
21世纪初，《万叶集》作为日本文学和文化的原点再次备受瞩目。2008年，日本NHK电视台每周播出《日历万叶集》节目，讲解万叶和歌。在2009年《万叶集》成书1250周年、2010年平城京迁都1300年的纪念活动中，政府、媒体、学界以各种形式强调《万叶集》作为文化财产的价值。与这些活动并行，“JR东海”发布了名为“心灵窗户《万叶集》”的官方网站。这些活动都把《万叶集》视为“古代日本人生活和感情的宝库”，视为“日本人的心灵故乡”。
此次“令和”年号的选用是对《万叶集》国民歌集观第二个侧面的重新肯定和延续，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不过学者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品田悦一批评日本政府完全没有读懂梅花歌的意图。他把长屋王被诬陷并被逼自杀的事件与梅花歌联系起来，认为整个文本的深层蕴藏着大伴家持对掌权者的憎恶和敌忾心，隐含着“不容许、也不会忘记掌权者的傲慢”的意思。而这个长屋王正是写下令中国人异常感动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诗句的人。品田的解释与安倍首相所解释的“美好和谐”有很大出入。
尽管如此，新年号确定之后，日本民众间关于《万叶集》的讲座和活动掀起了新的热潮。《朝日新闻》自2019年4月1日令和年号宣布之后至3月底，与《万叶集》相关的报道多达492篇。报道包括中西进、坂本信幸等知名研究者在日本各地举办的《万叶集》讲座；地方自治体利用与万叶和歌有关的古迹来振兴地方的旅游业，JR阪东线的车体上绘有万叶有关的风景与和歌，甚至《朝日新闻》的《天声人语》栏目评论琵琶湖博物馆周围养殖珍珠时也引用万叶和歌，在提到裙带菜时也强调从《万叶集》中看出日本人自古就食用。在安倍政府把《万叶集》这一国民歌集的地位再次加以确认之后，日本知名学者、地方自治体、大企业、传媒与之互动，共同建构“美丽日本”的国家认同。也就是说，作为日本人心灵故乡的传统文化符号，《万叶集》的意义是被历史性地构筑起来的，通过政府的征用而渗透到地区振兴乃至国民的日常生活中，使抽象的国家具象化，培养了国民的自豪感和在精神上对国家的归属感。
安倍政府强调《万叶集》是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但是这样一部国民歌集无法摆脱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反而恰恰彰显了中日之间一千多年前文化交往的传统。《万叶集》本身就是用万叶假名写成的。万叶假名将汉字视作单纯表音符号，是在平假名和片假名还没发明的时候用汉字来音译日语的。而且，《万叶集》中不管是像大伴旅人这样官至太宰帅、大纳言的歌人，还是很多并没有明确记载官职、被推测为微官的歌人，对汉籍的掌握都达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其和歌作品在描绘手法、用典、意境等各方面都明显地受到中国古典作品的影响。
举例来说，《万叶集》中的高桥虫麻吕素享有传说歌人、叙事歌人的美名。高桥在叙事诗中所采用的描绘手法与《诗经》《玉台新咏》《文选》等中国古典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塑造日本女性的和歌中能够明显见到“青衿”（取自《诗经》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等中国式润饰。日本学者推测这些和歌在宴会中吟唱，听众大多是精通汉文的知识分子。与此类似，大伴家持在《咏杜鹃并藤花并短歌》（卷十九·4192）中有“人面若桃花，桃花色红妍”的句子，被推测是基于“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文选》曹子建杂诗六首）这样的汉文诗句。再者，从意境上看，有的万叶歌人把现实中的日本堀江南岸想象成汉诗里常常出现的“江南”，把松浦川则比作曹植《洛神赋》中的洛川，运用丰富的汉语辞藻描绘出对中国的一种美好想象。对他们来说中国既是憧憬的国家，也是遥远的地方。他们未必有机会实际到访中国，只能通过中国典籍中词句和意境的运用，塑造传说或现实中的人物，从而与中国文学相交融。
《万叶集》所收录的和歌创作、流行的年代始于仁德天皇（313-399年），到奈良时代中期的天平宝字3年（759年）。以上所举的例子仅仅反映万叶歌人汲取中国文化的片段。明治时期开始，《万叶集》就被提升到日本国民歌集的地位，但同时它更是一部中日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丰富佐证。它昭示着，对于两国古代文化交流历史的再发掘，为改善两国国民感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国家认同的建构：皇室仪礼传统符号的沿袭
国家仪礼或庆典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天皇为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表征国家认同的文化符号在德仁天皇的即位庆典和仪礼中得到高规格的呈现，使抽象的国家具象化。
日本新闻媒体对天皇即位系列活动的报道中频繁出现“踏袭”一词。“踏袭”意指即位仪式沿袭前例。1947年制定的新《皇室典范》规定，“在继承皇位时，要举行即位礼”，但是没有规定即位仪式细节。而1889年制定的旧《皇室典范》中明确规定了在继承皇位时要“继承神器”，即草薙剑、八尺琼勾玉和八尺镜，在新《皇室典范》中此条因有宗教色彩而被删除。这三种神器在日本的创世神话中是天孙降临时天照大神赐予皇室的传世之宝。2019年德仁天皇即位活动中包含“剑玺等承继之仪”，沿用了旧《皇室典范》的规定，沿袭了天皇是天照大神子孙的神话。
明治时期日本在脱亚入欧的过程中，对天皇即位的传统做了变更，尤其体现在天皇的服饰上，有意识地排除唐风服饰，加入西方元素。江户时代以前，天皇最高正装“礼服”一般采用的是模仿中国皇帝礼服的“袞冕十二章”。根据长濑真幸所著的《衣服令打闻》记载，包括天皇礼服在内的宫廷装束是在隋唐服装的基础上，混入日本上古的服装，经“十二阶”以后的服饰制度改革、新创立而形成的。明治天皇即位时废除了已沿用一千多年的“袞冕十二章”礼服，而是穿着“黄栌染袍”。为了表示新时代的到来，典礼中还使用了地球仪。1872年11月，日本皇室改用金丝刺绣的大礼服和燕尾服等通常礼服。1909年出台的《登极令》详细规定了即位礼和大尝祭等皇位继承仪式的流程，装束以明治天皇即位时穿着的“黄栌染袍”为标准。虽然该令在战后被废除，但是并没有取而代之的规定，因此其中的很多规定仍被采用。2019年10月22日德仁天皇在东京皇居正殿举行的“即位礼正殿之仪”也沿袭了《登极令》的规定，德仁天皇身着传统装束“黄栌染袍”登上了“高御座”。可见，所谓“传统”并不是在历史进程中一成不变的，而是政府应时代需求而沿袭并重塑出来的。它具有仪式性和象征特性，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
德仁天皇即位仪式不仅强调对日本传统的“沿袭”，还有意识地通过洋服等文化符号显示日本皇室与西方价值观的对接。2019年11月10日，德仁天皇夫妇在“即位之礼”的最后一项活动———“祝贺御列之仪”中，乘坐敞篷车巡游，沿途接受民众的祝福。德仁天皇当天身穿燕尾服并佩戴勋章，皇后身穿长款礼服并佩戴王冠。巡游方式和服饰符号都不禁让人联想到英国王室巡游的场景。该仪式尽管在大正和昭和时期已有其雏形，不过开坐敞篷汽车巡游之先河的是明仁天皇和皇后。
其实，德仁天皇即位活动中仍然保留了一些中国文化元素，如存有唐风色彩的“衣冠”作为宫中和神社的祭服保留了下来。再如《登极令》里规定了新天皇即位要祭拜前四代天皇陵。德仁天皇和雅子皇后祭拜了奈良县的神武天皇陵、京都府的孝明天皇陵、明治天皇陵以及东京都的昭和天皇陵、大正天皇陵。有的日本学者指出，祭拜天皇陵很难说是日本的传统，而是让人联想起中国皇帝经常进行的陵墓参拜即谒陵。也就是说，尽管日本在皇室仪礼中强调其自身独特的传统，废止“袞冕十二章”这样的明显唐制的装束，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在服饰、谒陵习俗等方面保留了一些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
德仁天皇即位仪式沿袭旧例，较少引起争议。明仁天皇的“即位礼正殿之仪”因使用了富有宗教色彩的“高御座”和“三种神器”，被批评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国民主权和政教分离的原则。那时，对“大尝祭”也发生了反对运动，甚至引发诉讼，要求各地追究知事使用公款参加大尝祭及相关仪式的责任。30年过后，德仁天皇即位时，对于大尝祭的反对运动和声音却不多见。基督教团体与明仁天皇即位时一样，开展了签名运动，认为大尝祭等仪式用公费支出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但是，收集到的签名仅6000多个，相当于平成时的十分之一。参与签名活动的牧师星出卓也（53岁）说：“平成时感觉自己是多数派，现在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少数派”。也就是说，德仁天皇的即位仪式通过沿袭“传统”，成功地加强了国民对于国家这个共同体以及象征该共同体的天皇制的认同感。
除上述古典文学、皇室仪礼中的传统符号之外，安倍政府在对内对外建构“美丽日本”的国家认同时所使用的传统文化符号是非常丰富的，包括绳文陶器、歌舞伎、能乐、文乐、日本舞蹈、传统饮食、插花、茶道等。这些文化符号反映了日本人独特的精神深层，相比国旗、国歌等象征性符号来说，在国内较少引起争议，易于媒体传播，更具有统合性。而且，这些符号的意义产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与日本文化独特性等文化论互相关联，组成了复杂的文化符号系统。这些象征符号增强了日本社会凝聚力，使国家成员资格得到确立。
四、运用传统符号建构国家认同的效果
安倍政府运用传统文化符号建构国家认同，取得了一定效果。首先，使安倍本人一定程度上达成政治夙愿，实现了较为稳定的长期执政。安倍已经成为日本战后在位时间最久的首相。有学者指出安倍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悲情民主主义”，受自民党早期岸信介等人的强烈民族主义影响颇深，其目的是将日本建构成一个符合“传统”的“共同体”。正如日本政治研究者高洪所指出的，通过脱离中国文化的方式彰显日本文化历来是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夙愿。在当前少子老龄化、经济增长率低的社会背景下，不管是从“国民歌集”《万叶集》中起年号，还是皇室仪礼中的前例“踏袭”，都体现了安倍政府建构一个符合日本“传统”的共同体“美丽日本”的意图。
其次，传统文化符号的运用有利于对内对外提炼日本的文化独特性，激起国民的自豪感。这与日本涌现的数量庞大的“日本人论”（又称“日本文化论”）互相呼应。据统计，1946年到1978年的32年间出版的“日本文化论”的单行本多达698部。“日本人论”的核心是强调日本特质，即日本人共享的一套价值取向。日本人论的基本假设是，日本特质似乎永恒存在，亘古不变，决定着日本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而且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性”。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其著作《菊与刀》对于后来的日本人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955年，加藤周一从西欧回国后，提出“杂种文化论”，认为“如果把英法称作纯种文化的典型，那么日本文化便是杂种文化的典型”。而在日本经济增长期，中根千枝的论文《日本式社会结构之发现》、尾高邦雄的《日本的经营》、土居健郎的《依赖的构造》、滨口惠俊的《日本特性的再发现》，都显示了对日本文化独特性的重新认识。日本创造经济高速增长神话的原因被归结为日本“独特”的经营模式、“纵式社会”等。日本人论话语体系与前述日本传统文化符号的共通之处在于，日本的文化独特性得以不断挖掘并得到浓墨重彩的肯定，都成为建构国家认同的有效手段。
再次，对日本传统的强调有利于对外建构日本国家形象，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安倍推出“俯瞰地球仪外交”，为此出访频繁，足迹遍布五大洲。他通过出席七国集团（G7）峰会、东方经济论坛、联合国大会、东盟峰会、中日韩峰会等国际会议，扩大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树立良好国家形象。为配合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性外交，安倍亲自推动名为“日本之美”的综合项目，在欧美、东南亚国家开展展现日本传统文化艺术魅力的文化外交。安倍还曾提到了一些外交细节，如使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京都迎宾馆感受到质朴的“日本之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美术馆看到日本战国猛将柴田胜家在城池覆灭之前所用的茶碗，而被其淡定从容所打动。德仁天皇“即位礼正殿之仪”中，日本政府邀请了194个国家的代表，包括外国元首、皇室成员以及政府高官，以鲜明的传统文化符号向世界宣介本国特色。
五、日本国家认同的建构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大阪G20峰会期间达成十点共识，其中特别提到双方要拉紧人文纽带，加强两国青少年交流，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2019年11月25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东京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共同主持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王毅指出，双方应从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寻找价值认同，从亲仁善邻的古老智慧中汲取现代启迪，开辟两国民众相知相亲之道，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日本政府运用传统文化符号构筑国家认同，对于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一）挑战
日本政府不管是强调《万叶集》为日本古典，还是对天皇即位活动的设计，似乎都摆脱不了“日本性（Japaneseness）———西方性（westerness）”的二元架构。对于日本文化传统的强调一定程度是为了解释给西方看的，是“自我东方化”或“去东方化”。这种对于西方的凝视，导致中国文化要素的影响在日本官方关于“传统”的话语建构过程中往往被隐藏起来。日本人类学者青木保指出，尽管汉字和儒学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两国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交往，但是现今许多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存有异质感、距离感，日本并不真正地理解中国，相反感觉西欧更近。实际上，日本人对华感情呈现异质感和同质感并存、距离感与亲近感并存的局面。在思考其原因时，固然可以列举出中日力量对比变化所带来的心理不适应、钓鱼岛问题、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横亘在两国间的敏感问题等诸多原因。但是从更深层次看，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的方式也对日本的对华认知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日本文化传统和独特性在西方视角下被抽取提炼出来，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中国这一“他者”的产生。舆论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2019年底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开展的第十五届北京-东京论坛“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持有“印象较好（或相对较好）”的比例达到近年来最高的45.9%(2018年为42.2%），日本的受访者则从13.1%升为15%。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虽然中日双方对对方国家总体印象都有所改善，中方的对日好感度比较高，不过日方的对华好感度仍在低位徘徊。
（二）机遇
日本政府运用传统文化符号构筑国家认同的努力为中日民间层面在传统方面加强互动和精神融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就像前面提到的，《万叶集》和歌中对汉籍的引用就是中日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佐证。除《万叶集》之外，有利于促进两国国民在精神层面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的传统文化符号不胜枚举，包括古典艺能、儒学、日本战国时代的小说以及其他包含传统因素的大众文化产品等。
2017年中国国家京剧院组织的大型演出团赴日演出，以及日本“松竹大歌舞伎”来华表演时都呈现盛况，受到对方国家民众的热烈欢迎。由此可见，古典戏曲、艺能对于唤起两国国民对于对方国家传统文化的共鸣具有重要意义。在思想层面，儒学在日本不仅是个人教养，还对日本的政治理念、政治方略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在大众消费层面，包含传统因素的大众文化产品对于年轻消费者建构对对方国家的认知和好感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三国题材在日本经久不衰。早在760年以前陈寿的《三国志》就已传入日本，因为那时的古籍《藤氏家传》里已经出现了把日本朝廷重臣苏我入鹿比作奸臣董卓的说法。据日本现存的个人读书笔记记录和藏书目录分析，《三国演义》有可能早在安土桃山时代（1568-1598）就传入了日本。之后以《三国演义》为题材的现代小说在日本文学舞台占据一席之地。横山光辉的漫画《三国志》深受日本年轻人欢迎，并被拍成了动画片。与此相应，有关日本战国时代的小说、电视剧、电影等在中国也很受欢迎。很多中国受众通过日本游戏、NHK大河剧、小说等了解到日本战国时代风起云涌的历史。这些传统题材的大众文化产品为年轻人提供了交流的共同话题和深化对对方国家认知的机会。
可见，日本在建构一个符合“传统”的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在官方话语层面受到一定的压制和排斥。另一方面，从深层来讲，日本被重塑的“传统”与中国文化具有盘根错节的连通性，为中日两国改善国民感情，建构共同的价值认同提供了有利条件。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正如中日两国人民在疫情期间如同开“诗词大会”所显示的那样，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而具有相通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间更容易实现精神层面上的相互接纳和相互理解，团结合作，共克时艰。疫情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日两国迫切需要共同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改善两国国民感情方面，今后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努力。首先，在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和青少年交流的过程中，应当深入挖掘两国古代的文化交流中的感人细节，积极推动日本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增进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其次，日本民众来华旅游时，中国相关机构鼓励他们加强与当地民众的接触交流，向他们提供深度游、寻根之旅，在精神沟通上多下功夫，把旅游变成精神文化沟通的手段。再次，在媒介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可以考虑将传统文化的厚重内容转化为生动可感的视觉影象，在日本进行推广传播，减少误解和偏见，扩大中国在日本社会中的正面形象。总之，挖掘在日本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被隐藏在底部的、更深层次的中日两国文化相通之处，实现两国精神层面的互相接纳，这是建构东亚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和必要步骤。
（本文转自：《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4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作者简介：
张梅，博士、助理研究员。
原标题：《张梅：传统文化符号与安倍政府对日本国家认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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