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岁的王女士的丈夫前几天体检的时候检查出了癌症，因为是早期，所以还有治疗的可能，第二天就赶紧办理了住院，没几天就安排了手术。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场手术还没结束，王女士的丈夫就死在了手术台上，早已没了体温的丈夫被一层白布缓缓遮盖，王女士终于忍不住去找主治医生想要个说法，明明只是一个早期癌症啊，怎么好端端的人就没了呢？
“癌症患者生存率本来就低，我们已经尽力了，他死了也不能怪我们头上啊！”
谁曾想连办公室的门都没进去，医生冷冰冰的留下这样一句话便转身离去，崩溃的王女士最终晕倒在了走廊上。
其实大部分的涉癌医疗纠纷中，很多家属都会从医生口中听到这句话，乍一听还觉得这话有一点儿道理：癌症本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治疗难，治好更是难上加难，人一旦得了癌症，只要不是良性，痊愈的可能微乎其微。
这是不是大多数人心里共有的一个认知，的确，癌症难治也难好，就算治疗起效了，也不过多活那么几年而已，最后不还是一抔黄土就埋了吗？既然医生说尽力了那也怪不到谁头上。
错！大错特错！
癌症患者生存率低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提高了患者的死亡系数，但是家属要清楚一点，有时候在医疗纠纷中，无良医生会利用家属们的这个心理减少自身要承担的责任，一定不能上当。
大家是不是很奇怪，同样是病人，为什么癌症生存率低就成了无良医生逃避责任的借口，其实，对于这个说法，各地的司法实践差别其实很大。
但是就生存率是否可以作为减轻医院责任，减少死亡赔偿金计算年限依据的问题，我们是持否定意见的，理由如下：
1、生存率是临床评价肿瘤预后效果的重要指标
恶性肿瘤的生存率，是描述恶性肿瘤死亡频率的重要指标，它既反映了恶性肿瘤对生命的危害程度，也可用于评价某种治疗的远期疗效，是临床上评价肿瘤预后效果的重要指标。但是生存率属于统计学范畴，实践中一般由不同医学机构、学者或者政府相关机构开展并发布，不同病情的恶性肿瘤生存率也是不一样的。
2、生存率在具体诉讼案件中的适用中存在很多缺点：
（1）局限性：如前所述，生存率为统计学数据，其数据缺乏广泛的代表性。目前尚未见到绝对覆盖某一国家、地区所有患者的统计数据。这一样本来源的局限性，使得诉讼中医方或者鉴定机构援引数据的普适性受到质疑。
（2）滞后性：癌症患者的生存率统计调查，需要就患者的生存状况进行长期的追踪回访，可能是3年、5年或者10年，追踪回访结束后，研究者再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并最终对外发布，这需要时间。此期间医学仍然在不断的进步，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不断问世，因此已公布的数据、甚至是几年前公布的数据是否能够证实当前医疗水平下患者可能的生存期，也遭到质疑。
（3）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医学本身复杂性的特质之一，即使科技、医学高度发展的当下，我们对于人体疾病的了解仍无法穷尽。同一个治疗方法、同一种药物用到不同的病人身上也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同一个手术实施到不同的患者，也会有不同的术后风险发生。患者个体的差异性，包括其自身身体特质、可能选择的医疗机构、可能采取的治疗手段，都对其实际存活期有着重要影响。在患者因为医疗过错行为的参与而去世后，我们无法断言其如果就诊于诊疗水平更高的医院、采取更恰当的治疗手段、积极配合治疗的情况下，仍然无法享受更长的生命。这一不确定性，是诉讼中统计数据适用的最大障碍。
3、生命权是法律赋予公民最基本的人格权利
人的生命是人的最高人格利益，具有至高无上的人格价值，是人的第一尊严。基于对生命的尊重，我们可以以最大的善意来评价患者及其家人挽救自身（亲人）生命的努力。因此，公民生命权因侵权行为丧失后，相应的死亡赔偿金赔偿年限由法律明文规定，不宜以生存率这一统计数据为由进行缩减。至于责任比例的认定，我们必须要承认，生存率有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患者癌症病情的发展程度和远期疗效。如果将患者的死亡作为结果，那么造成该死亡结果的因素是多重的，既有医方诊疗不当的原因，也有者自身年龄、身体机能是否能够负担长期放化治疗、是否采取了合理的治疗手段（涉案医方诊疗行为除外）、本人是否能够积极配合医方治疗等，即“多因一果”，故应将上述多重因素一并考虑后，从原因力角度来综合确定医方应当承担的责任度，这样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民法典的过错责任原则。
火化场的一缕缕浓烟飘散开来，天气很好，黑暗却慢慢降临在一个家庭，王女士无神的双眼看着远处：“我信了一辈子的佛，自认算不得什么良善之人，可我这一生也没有做过大奸大恶之事，怎么却落得这幅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