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汉文学纲要》中评价《史记》，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者是就着它在历史学的地位而言，而后者是从其文学性来说的。《史记》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有许多开创先河之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确定了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修史的模式，纪传体的模式成为正史的规范，而其源头当从《史记》开始。不仅在历史领域，在其他领域，《史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仍然是广泛而深远的，尤其是文学领域。它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也具有极强的文学性，从更宽泛的作用来说是艺术性。因为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所以说从语言艺术入手可以对《史记》的艺术性进行很好的把握。
我们知道历史与文学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它们的目的、写作方式等等都是不同的。历史的目的是记录人类的成长过程，以史为鉴，总结历史规律，写作方式追求真实、准确与明晰；而文学是艺术，它的目的，用孔子的观点来说是兴观群怨。[1]文学的写作方式注重情感的表达，形象的生动，内涵的含蓄深刻等。《史记》的语言具有艺术性是有着历史的根源的，在中国汉魏之前，文学并没有严格地成为一种科目，文学与历史、哲学等融在一起。有人认为只有在曹丕《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之时，才表明中国文学的觉醒。司马迁的《史记》广泛地吸收了先秦的文学如《诗经》，历史如《尚书》、《春秋》、《国语》等等文化传统，融文学、历史、哲学与一体，所以说作为历史著作的《史记》同样具有极强的艺术性。
《史记》的语言艺术从总体上来说具有一种强大的气势之美；其次是在摹写人情物态中，气韵生动，形象鲜明；最后是语言表达多样化，具有语言的张力。 本文试从以上三个方面，对《史记》的语言艺术进行分析。
一 《史记》语言的气势之美
因为《史记》本身除追求历史真实性外，还有艺术性。从相关研究来看，司马迁在写《史记》的过程当中，他不但要写一部历史著作，而且决心把这部著作写成具有艺术品质的大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可以说是司马迁写作的最终要求。之所以如此，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里有历史的理由，也有个人的理由。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看，《史记》的语言里有一种强烈的气势存在，而且充满整部作品。
(一)何谓气势之美
何谓气势，这是个哲学命题。在中国哲学中，有着元气自然论的传统。生命来自于气的聚散。在《史记》中，这种气势指语言具有生命的力的图式，能使人动情动心动容。这种气势很是强烈，如万斛泉涌，不可遏止。在平地一泻千里；在危险曲折之地则汹涌澎湃。在审美范畴中，这种气势属于壮美。例如有名的《史记·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一段，从句式上看，句子短促有力，有种势如破竹，势不可当之态。加上其他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让读者惊心动魄，热血上涌。
(二)形成气势之美的理由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2]文章的气势理由，还得要从作者自身来寻找。毕竟文章因为人的因素而从无到有，与作者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割断。在司马迁时代，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渐趋强大，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国力强大，张骞出使西域，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固国开疆，雄霸四方。这些无疑形成这个时代共同的豪壮的审美理想。当然司马迁也同样受此影响。可以从其早期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窥见一斑。
从个人角度来看，因李陵之祸而受腐刑这对司马迁有致命的打击，但是他以更大的勇气面对现实，存活下来。目的是完成这宏大的愿望。“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可以看出，司马迁把全部的情感都贯注于《史记》的作品之中。从少年的学习，青年的出游，壮年的艰苦写作以及腐刑之后的隐忍，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完成对历史的总结。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焉”，（《孟子·公孙丑》）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希望司马迁能成为第二个孔子。从孔子到司马迁大致有五百年。我们从《史记》中可以感觉到儒家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也可感觉到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敬之情。这种宏大的理想，无形当中给司马迁以远大的鼓励。[3]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4]在这里司马迁明确说表达自己要继承家风，要继承从周公到孔子以来统绪，完成这种天赋的职责。这不是某个人命令的职责，而是上天给个人的职责。个人在天职面前没有选择性，只能尽命而为。司马迁短暂而激烈的人生本身就在诠释着天职的含义。
最后，从司马迁个人的思想倾向上来说，有人认为他是儒家，有人认为他是道家，也有人说他是杂家。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学术表述中看到，他对先秦各家都有很深的了解，其实思想的核心当以道家为主，而杂以其他各家。道的超越性使其有了超越的眼光，能对理由有超出平常之人的观点。这也是形成有气势语言的重要因素。
以上各种因素，尤其是情感因素是文本语言气势形成的最大的因素。情感是客观之物是满足主体需求的心理体验。满足需求产生正面的情感，如喜悦等，否则产生负面的情感，如悲伤等。情感是人生动力，更是艺术作品的动力。[5] 要说明的是，对于司马迁来说，这种情感因素不仅仅来自个人的情感经历，还有时代的因素。这些因素共同熔铸了在《史记》中气势如虹的语言艺术。二、《史记》语言的生动性与形象性我们说《史记》语言的生动是指其仿佛具有了生命特征，它是一个有机体；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它能打动别人，感动别人，使读者为之所动容，动情，动心。当然生动性与形象性相关联，而且这种形象性是生命体“美的形式”。
(一) 生动性与形象性
我们说《史记》不仅是历史著作，同时也是艺术性著作。艺术是趋向生命的，而艺术的媒介本身就是形象。《史记》语言的生动性从语言自身来说，表现于语言的有机整体性，表现语言对事物的统摄力上。这种语言之中包含着作者对天地万物的情感、哲思（所谓的“究天人之际”），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打动读者心灵的力量。也就说，读者在阅读文本当中，首先会被吸引，情感为之而兴起，完全陷入文本所营造的天地之中，忘却自身。《史记》语言的形象性表现在用语言塑造的一个个鲜明的形象中，形象性的基础应当来源于想象（想象是艺术活动中最重要的能力）。作者通过想象形成最完美的文本，而读者在阅读文本中，通过想象达到对艺术最完美的接受与领悟。如荆轲刺秦，易水送别的场景。
我们可以感觉到，读者在读这一部分时，动容动情动心。这一部分能代表《史记》语言的生动性与形象性。最能打动人的是这个场合之下的慷慨死别，荆轲的必死而不悔的雄心与胆略。最具有形象性是“皆白衣冠以送之”。《史记》语言的这种生动性与形象性，深深影响了几千年来的每一个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