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蟋蟀文化,一般认为始于唐,兴于宋,而明清两代则是斗蟋蟀的鼎盛时期。明朝中期以后,连皇帝也经常和宮女、太监一起伏地斗蟋蟀。
以前,北京盛产蟋蟀,出了四九城就有。志书里记载着,北京永定门外5里有个胡家村,那里产的蟋蟀特别好。虽然胡同里也经常有人卖蛐蛐儿,但北京人大多数不买,而是自己去逮。
几百年前,明朝的北京人逮蛐蛐儿用的工具有“提竹筒、铜丝罩”。捕捉时“迹声所缕发而穴斯得。乃掭以尖草,不出,灌以筒水”。挑选时则是“捕得,色辨、形辨之,辨审,养之”。最后再看看斗得怎样,“试而才,然后以斗”。据老北京人说,以前在前门城根一带就有专门斗蟋蟀的地方。
与秋虫相比,冬虫身价倍增。“京师五月以后,则有聒聒儿沿街叫卖,每枚不过一二文……七月中旬则有蛐蛐儿,贵者可卖数金,以其能战斗也。至十月,一枚不过数百文,取其鸣而已矣。蛐蛐儿之类,又有油葫芦。当秋令时,一文可买十余枚。至十月,则一枚可值数千文。”
正因斗蟋蟀有利可图,所以爱好者无不精心饲养调教蟋蟀,由此产生了一门研究蟋蟀的学问。更有人堂而皇之地著书立说。
斗蟋蟀的书则显得异常丰富,宋代贾似道著有《促织经》,明代袁宏道著有《促织志》,清代陈淏子著有《蟋蟀篇》、梦桂著有《蟋蟀谱》等等。这些著作将蟋蟀在各种环境下的不同反应和表现详细诠释,大都是不可多得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