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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语课》的结局让我感到情绪复杂。当Gilles在盟军军营念出2840个被屠杀者的姓名时，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的悲惨遭遇，和这一个犹太人记忆超群、聪明绝顶的幸存方式，令人唏嘘；而在另一个地方，当Klaus满怀希望地用他深信不疑的“波斯语”试图通过边境线去到德黑兰展开新生活，却无法与真正的波斯人对话，他瞬间的崩溃和疯狂具有更大的冲击力。Klaus的结局引发了我的同情心，哪怕这种同情心会被脑海中的另一种声音所压制：他是纳粹机器的零件，他是平庸的恶，他是杀人犯。即便如此，同情还是无法被完全淹没。因为导致他梦碎甚至断送性命的直接原因，不是因为他的恶，而是因为一个完美的谎言。
说谎有可能是道德的吗？也许这并不是创作者想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影片中被深度地表现了出来，毕竟《波斯语课》的主要情节就是：犹太人Gilles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纳粹军官Klaus相信自己真的会说波斯语，甚至编造出一整套由单词和基本句型组成的语言体系，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逃脱了死于集中营的命运。
说谎的道德属性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任何一种道德体系如果绝对不容许说谎，在现实中是没有可操作性的，这一点，想必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说过谎——是不会否认的。东方人熟悉的儒家道德体系中，对说谎的态度其实相当宽松。《春秋公羊传》中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鼓励为尊者、贤者、亲者隐瞒丑事、过错、毛病。而中国古代刑罚制度中的“亲亲相隐”原则，确定了隐瞒亲属的犯罪行为不仅合乎伦理，且受到法律的保护。儒家看重的是行为背后的那个东西，只要符合三纲五常的规范要求，谎言不仅被允许，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要求。
西方犹太-基督教道德体系中，对说谎的态度相对严厉。《出埃及记》摩西十诫中的第九条诫命为“不可作假见证”，通常被解读为对说谎的否定。《箴言》中也提到“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地，为他所喜悦。”但例外依旧存在，出于对神的敬畏是可以说谎的，如《出埃及记》中没有服从法老杀掉希伯来男婴命令的接生婆；出于信心是可以说谎的，如《约书亚记》中以谎言掩护以色列密探的妓女喇合。在犹太人的经典中，甚至对说谎直言不讳地包容，地位仅次于《塔纳赫》（《圣经旧约》）的《塔木德》中说“尽量不要说谎，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说实话”，例如什么特殊的情况呢？《塔木德》又说“不能空口白舌说谎——当你面对一个无赖的时候，可以破例。”这一条用来作为影片中Gilles选择说谎以保全性命的理论基础，完全是匹配的。
东西方道德体系对说谎的包容，都是动机指向的，出于一个善的或者好的动机，说谎是被允许的，也就是说有比诚实排序更高的道德价值。《波斯语课》中Gilles遇到的问题并不来自于说谎的动机——绝大部分观众也不会质疑他的动机——而是说谎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智力困扰先出现了，一个谎言需要用一连串的谎言去维系，电影创作者利用这一点制造出整个故事最具有戏剧性的部分：一连串的谎言造就了一门只在Gilles和Klaus之间有效的语言的诞生。该桥段如果用在一部爱情电影中，想必也是极度浪漫的。被迫调动所有可用的记忆资源，创造并记住2840个以人名作为词根的全新单词，并把它们熟练用于口语对话中，真的需要超强大脑。
相对于智力困扰，终于出现的道德困扰才是真正的困扰。意大利人为了感谢Gilles对其兄弟的救助，残忍杀害了集中营里新来的人，只因他有可能是波斯人，有可能揭穿Gilles的谎言。而后，为了掩护Gilles，他站出来承认自己的杀人行为并被当场处决。两条人命后，Gilles已经无法承受谎言带来的后果，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意大利人兄弟的生命，结果却又被对他深信不疑的Klaus救下，求死而不得。
谎言和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个选择一样，结果是无法准确预测的。但我们不会因为一个基于诚实而做出的选择去对自己进行道德审判。诚实也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我们亦会因为结果的不好而懊悔，但懊悔的是选择本身，并不会因此背上沉重的道德枷锁。说到这里，不得不感叹康德在这个问题上的清醒和精辟。康德对说谎持最严厉的否定态度，认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说谎。于是，众后来者群起而攻之，主要论点无非是康德的观点在现实中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完全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生活，并不妨碍康德对人类更高道德理想的追求啊。
Gilles所遇到的道德困境，很适合用康德来解释。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康德指出“说谎最大的损害是对说谎者个人自我道德评判的负面导向；说谎违反人对自己的义务。”这种负面导向在动机阶段可能并不会十分明显地显露，人们很容易就因为善和好的动机去原谅自己的谎言，但这种操作的脆弱性在《波斯语课》中被明显地揭示出来：一旦出现了说谎者在自我道德评判上无法承受的结果，其动机再善再好，也不能够使他说服自己，
这一切的发生不是因为他的说谎，而是因为有其他恶的存在。理由很简单，就是康德说的：“说谎是对自己人格的一项犯罪，而且是一种必然使人在他自己眼中显得可鄙的卑劣行径。”说谎对自我人格的损害，可以暂时被掩盖，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康德所秉持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人不能将自己作为工具”，在其对说谎本质的论断中有一次闪闪发光了。善意的谎言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没有坏结果的发生，一旦发生了说谎者在道德上无法承受的结果，谎言本质上的道德缺陷就必然会浮出水面。即便如《美丽人生》这样的故事，也只能证明谎言可能会产生好的结果，并不能作为谎言本身无道德缺陷的证据。
回到《波斯语课》的结局，和许许多多电影或者其他讲故事的作品一样，当一个有罪之人没有办法通过正当的途径被施以惩罚，创作者总是想另辟蹊径让他罪有应得。Klaus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他本该由于在种族屠杀中扮演的角色而被审判——于是换了个方式给他安排了另一种更摧毁性的惩罚。Klaus毫无疑问是罪有应得的，只是Gilles对自己的道德审判，难道会就此画上句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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