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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国家文物局」
中国与新加坡：相遇东南亚海上十字路口
千百年来，新加坡作为港口的形成、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时间节点基本相当，从初具形态到如今享誉国际的转口港，新加坡与中国的联系也在一来一往中不断加深。而两者相同的情感、文化渊源也为彼此关系锦上添花。今后，两国关系必然会焕发新的生机。
（一）中国与新加坡交往历史
新加坡是处于“一带一路”地理沿线上的国家，扼守着重要的海上通道马六甲海峡的南端出口，是东南亚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亦是东西方海洋贸易必经之处。
中国最早有关新加坡的记载，在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提及的“皮宗”和公元3世纪《吴时外国传》记载的“蒲罗中国”这些古称中能找到一些答案。
汉武帝时期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中国开辟了从海上抵达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行程返航时由印度东南部出发，航行约8个月抵达“皮宗”，再北上行驶两个月到达越南。其中所提到的“皮宗”，普遍认为应当位于马六甲海峡一带，也许泛指柔佛州及今新加坡一带东部。
三国时期，地处东南沿海的东吴造船技术先进且已颇具规模，孙权曾多次派遣船队出访海外。古籍中曾出现“名蒲罗中国”，后据新加坡著名南洋学家许云樵研究，认为所提及的“蒲罗中”应就是新加坡。
唐朝政府尤其鼓励发展南海贸易，这时的古新加坡从航船偶然经过的路标成为东南亚新兴海上强国——室利佛逝（中国史籍后改称三佛齐王国，7至14世纪期间存在于巽他群岛的一个海上强国）的属国。许多从中国前往印度和阿拉伯的商人，及诸多从西方而来的阿拉伯、波斯等国商人，都会途经于此，在其港口或停靠休整，或直接就地贸易。唐宋时期的中国是室利佛逝的主要贸易对象，与中国来往较为密切，一直保持友好的朝贡关系。宋代，从事贸易的条件相对宽松并积极鼓励民间贸易，商船的远航能力大大增强，加之指南针的广泛应用让海上定向成为可能，海洋贸易十分繁荣。元朝时期，统治者依然大力鼓励海外贸易，海上贸易的繁荣气象更上一层楼，瓷器也取代丝绸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
拜里米苏拉于1402年建立了马六甲王朝（明朝称为满剌加国），古新加坡又成为其属国。马六甲王国于1405年成为明朝属国，被授予贸易特权，首府马六甲一跃成为繁荣一时的商业中心，新加坡港口日渐没落，相关记载寥寥无几。
1984年，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发起和支持下，美国考古学家约翰·米锡克教授带领团队开启了对新加坡历史上的重要地标——福康宁山的考古勘查项目，是20世纪新加坡的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
经勘查，在这里发现了大量文物，包括数量不菲的14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瓷器和古新加坡的陶器，据考证最晚可以追溯至元朝末期。在1989年，位于新加坡河岸的国会大厦遗址也挖掘出大量陶瓷、水银罐和青瓷等物；1994年至1995年又挖掘出中国13至15世纪的瓷器，以及大量的铜丝、铜珠和一些金箔、铁片。在皇后坊大厦和圣安德鲁大教堂同样收获颇丰，出土文物数以万计，除了中国瓷器、钱币，还发现了元朝的小型佛像，以及少量越南、印度和古锡兰的文物。
（二）美好前景的期待
中新建交以来，两国高层交往良好，各领域间的合作也硕果累累。旅游、文化艺术、金融、经贸合作发展迅速，多种形式的民间互动也愈发蓬勃。对中国而言，如今中东国家依旧是主要石油能源供给国，虽然中国也在寻求更多元化的能源供给渠道，但这一狭长海域和其东端的新加坡港仍是目前最主要的、也是绕不开的能源运输通道。这个有着200多条航线连接世界600多个港口的繁忙海港，历经几度沉浮，担任的角色仍然不容小觑。
现阶段，新加坡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加入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助中国筹募所需资金，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也持续增长。2013年至2020年，中国连续8年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也连续8年成为中国第一大新增投资来源国。目前正修建的泛亚铁路东盟通道，将成为连接中国同东南亚的重要陆路通道，也更凸显新加坡港对中国的重要性。
（三）赴新加坡中国文物系列展
1989年至1995年，中国在新加坡举办的5个文物展的相关图册
1989年至1995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在新加坡文物馆连续举办了“中国清代帝后生活展”“汉代文明展”“中国唐代文明与丝绸之路展”“荆楚雄风——中国楚文化展”“宋元明三朝文物展”等5个中国文物展。展出持续近6年，累计观展人数达181万人，受到广泛欢迎的同时也唤起了当地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共鸣，无不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感到自豪。
展览展出期间，不仅对当地民众颇具吸引力，而且逐渐发展成为旅行社定点项目，每天迎接着大量来自东南亚、欧洲等地参观者。不仅如此，展览还接待了多个中国政府访新代表团以及外国政要参观，如澳大利亚时任总理保罗·约翰·基廷，在访华途经新加坡时，专程参观正在展出的“中国唐代文明与丝绸之路展”。
（外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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