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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子学”是一种新兴的学术理念，旨在实现知识的全球化、多元化和创新化。本次会议将探讨“新子学”如何由学术理念向文化立场转化的过程和实践。与会专家将分享他们对“新子学”理念的理解和探索，在学术领域中如何促进文化间的对话和理解，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知识体系。此外，会议还将着重讨论“新子学”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在社会实践中推动其转化为文化立场。该会议将为学者们提供一个交流思想、碰撞观点的平台，有助于推动“新子学”理念向文化立场的发展和演进。
10月23日，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九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召开，此次会议采取线上线下共同进行的方式举办。来自内地和港澳、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51位诸子学专家学者及博士生、博士后，就诸子学与当代文明思潮、子学与传统学术转型、“新子学”的发展和“《子藏》学”的定义及拓展，尤其是“新子学”如何由学术理念向文化立场转化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主任王俊彦教授主持，中国文化大学副校长王淑音、台湾政治大学特聘教授陈逢源、台湾前华梵大学校长高柏园、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副主任郑灿山、华东师范大学大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马世年、日本熊本县立大学文学部教授山田俊、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ACIA学术院曹玟焕等出席了会议。
与会者合影在会议开幕式上，王俊彦主任发表了致辞，他表示：“基于对儒、道、法、阴阳家等传统子学的继承与子学回应现代化课题的要求与共同兴趣，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与上海华东师大先秦诸子研究中心的方勇教授开始了密切的学术与交流合作，以共同推进两岸以及日本、韩国的‘新子学’发展为目标。本次会议邀请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三十八所高校的学者来进行学术交流，大大扩展了‘新子学’的国际视野。同时，本次会议还特别开设了博士生专场用以培养诸子学及‘新子学’的后备力量，从而使子学文化延绵不绝，薪火相传。”王淑音副校长在大会致辞中也表示，“经过多年的推动，新子学已经在中、日、韩等国家落地扎根，并蔚然成为思想界的新的学术风潮，引起了诸多关注与回响。历史上的子学文化博大精深，历代学者面对同一论题时，都会因时代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理解。到如今现代化成为全球思潮主流的时候，对孔、孟、老、庄等传统子部之学的解释自然应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她还指出，“‘新子学’会议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方勇主任倡导发起的两岸学术交流项目，已取得重大成就。方勇主任团队并且启动了《子藏》编纂工程，收录各种诸子学著作近4000种，同时对各种诸子著述都撰写了提要，全书约1300册，接近《四库全书》的体量，成为‘新子学’的有力支撑。”最后，王校长强调“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与上海华东师大，有长期轮流举办研讨会的传统，彼此之间已有四次举办学术研讨会的经验。单就我院与上海华东师大先秦诸子研究中心而言，每年都有学术交流活动。此次会议，已是中国文化大学第二次举办‘新子学’会议，这对推动两岸之间的学术交流有重大意义。”
方勇教授在致辞时指出“‘新子学’不仅是一个学术理念，更是一种文化立场。这一理念意味着要让传统诸子学在当代开出新局面，‘新’不仅是研究手法的创新，更是要让子学与新时代对接，在当代形成新的形态。同时以‘新子学’为核心，我们还希望可以开出多条路径，切实为子学发展创新局面。我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持的子学文献集成《子藏》已经接近尾声，第六批成果发布会也即将在下月举行。结合《子藏》，我们提出了‘子藏学’理念，期望通过《子藏》的出版带动子学研究在方法和理念层面的创新。在《子藏》项目结束后，我们马上还要启动《子藏·海外编》，我们将对海外子学文献做一个全面的调查和搜集，希望能与在座诸位共同完成复兴子学的理想！”
方勇在之后的主题报告中，方勇教授以《“务为治”：“新子学”的学术理念与价值诉求》为基石，介绍了“新子学”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方教授指出，诸子学研究一直存在“体”之离散与“魂”之缺失的问题。“体”之离散表现在历代学者对诸子学的整体样貌缺乏专门的探讨，忽略了各思想家之间的相互关联，更未注意到相互关联的各家以何种结构共同组成了诸子学，前代学人主要是对某一子做专题研究，很少将其置于先秦诸子的整体中来审视。辑录的佚文及出土的文献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某个关键思想家的理解，继而疏通先秦学术的整体脉络，但要真正呈现出整体的诸子学，尚有待我们自觉的理论建构。自《汉志》以来，历代的子部系统均收录驳杂而又有繁复的‘类子学’书目，同时又以僵硬的框架来切割思想家群体，这使得诸子原本浑融一体的文化样貌与理论指归被彻底割裂，这是子学之体的必然离散。所以，把握诸子共同的概念、论域及问题意识，重现诸子整全系统是重寻子学之魂的途径，复归诸子团体原有的“务治”性亦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之一。此外，方教授还指出，子学作为华夏文明的原生理念，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继往开来”之姿，围绕着“治”，中国文化在内部可获得一种统一性，在外部可获得一种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标识。由此路径向旁延伸，可发现西学精神并未能涵括诸子。“新子学”提倡复归诸子的中国性，不能将西学的问题意识作为理解诸子时代思想的理论前提，这二者之间具有较大的文化差池与时代分野。与此同时，诸子所特有的“一体多元”特点，保留了中国文化最原初的理论样式，使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时既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又能兼顾包容性。因此，“新子学”在当代诸子文化发展中须以争鸣之态登场，以包容之心的审视，以复兴子学为己任，以探索中华文化的新方向为归旨，积极廓清诸子百家的思想主脉，将中华子学之理念转化为中华文化之立场，并且在一体和多元的视域中找到平衡点，以拓宽子学思想的发展渠道。这样，子学精神与子学内涵才能复归于当下，进而构建起一条完整的，富含时代文化生机的诸子学链条。马世年院长在报告中对“新子学”的价值展开了分析，他认为“‘新子学’既是对晚清以来诸子学传统的赓续，也是现代诸子学研究范式的推进与突破，同时也是构建中国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具体实践。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新子学’必将回归到诸子学史的传统当中，并逐渐成为一个开放、多元的学术系统。”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殷善培指出，“儒家其实绕不开宗教议题，佛学与佛教、道家与道教、儒家与儒教，都各自成一体两面，儒家若恪守士大夫儒学的传统恐怕就只能成为书斋中的学问，无法深入群众，‘内圣外王’也就成了空谈。三教、九流、百家‘为善殊途，咸归于治’，‘各有所施，要在圆融’。时至今日，文化共通的形势愈演愈烈，‘毋患多歧，各有所施’、‘和以召和，明良类’的融通精神，正是应对儒门淡薄的良药，而‘新子学’的精神正是在此！”
在后续的分论坛会议中，“《子藏》学”作为一个关键议题被反复提及。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早在《子藏》第五批成果发布会上就已经指出：“《子藏》以近于《四库全书》的体量，真正实现了再造一部大典的壮举，《子藏》的编纂和‘《子藏》学’概念的提出，为古籍再生性保护和学术化的研究利用提供了良好示范。”上海财经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成吒就“新子学”与“《子藏》学”的交互关系发表了个人看法，他认为“《子藏》学的建构及其意义有赖于‘新子学’理念的方法论指导，‘新子学’的相关成果也依托于《子藏》文本的层级积累，二者属于基础与进一步深化创新的关系。在《子藏》之前，历史上对子学文本的研究总处于孤立、零碎、割裂的状态，但在《子藏》推动起来之后，子学源头‘诸子百家’的文本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鲜活地呈现着子学文本的生命性与演化性。此外，《子藏》学凭借新颖的研究宗旨以及‘新子学’理念所带来的创新性修编原则和思路，一跃成为当今古文献研究领域中的显学，可与‘敦煌学’‘四库学’等相观照，甚至在某些研究理念和方法层面，还超越了后两者。”他同时提出，“《子藏》只是一个代表，它是对子学源头先秦两汉‘诸子百家’历史文本的整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要继续梳理魏晋以后各子的历史文献，如《续子藏》”。并表示“在此之后，除了做相应的文献整理与文本研究外，还可以撰写各子、各家子学通史，乃至‘中国诸子学通史’等等”。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王泽宇也表示，“‘《子藏》学’弥补了《汉》《隋》二志在文本理念与辑书实践方面的缺失之处，不仅搜罗了大量被《汉志》《隋志》舍弃的书目，还将傅山以来的‘经子平等’发展为‘诸子平等’，将儒道等显学与杂家、名家等末流学派平等视之，从而保证了各派思想在当今多元浑融的文化体系中得以进一步传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何雪利更是以“以《子藏》为木铎，开子学之新篇”为题，提交了首届“《子藏》学”研讨会议综述，将专家学者针对“《子藏》学”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与建议进行了充分吸纳，是目前了解“《子藏》学”最为全面的文章。
在“新子学”的其他议题上，扬州大学文学院贾学鸿教授对“新子学”的学术理念及学术任务发表了看法，她指出，“新子学之新，在于它要在学术大众化时代，发挥对现实世界的引导功能。需要综合传统训诂方法与西方哲学理念，重新考察先秦诸子原典的内涵，作出历史性的阐释，是‘新子学’发展的基础。选择适合普通大众个体的接受方式进行有效传播，则是当下‘新子学’的任务。”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曾建华继续就“新子学”的学术理念展开了讨论，他指出，“‘新子学’若想真正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首先便要突破‘国学’（空间观念的限制）与‘哲学’（学科观念的限制）之范畴，甚至还应突破整个‘古典学’（时间观念的限制）的思维局限。”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欧明俊则立足于“新子学”精神，他表示，“‘新子学’所彰显的‘子学精神’，还可以具体扩充为诸如“子学精神”还有独立精神、乐观精神、执着精神、理性精神、仁爱精神、平等精神、经世济民精神、弘道殉道精神、超越精神等多种文化因素，这对构建独具中国特点的新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而言，亦具有相应的指导意义。”浙江科技学院中文系教授张涅从方勇教授的《方山子文集》出发，论述了从中脱颖而出的“新子学”理念以及所带来学术影响，并指出“‘新子学’是基于对现代文化思潮的宏观认识，属于思想范畴，而并非哲学概念。”南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揣松森从《汉志·诸子略》入手，探讨了“诸子”的具体概念，他表示“所谓‘诸子’应指思想史中的‘诸子百家’，即述道见志而成一家之言者。并且认为诸子一名应包含三义（人、学、书），方勇教授所提‘新子学’理念，即承此而来。”
南昌大学国学院讲师王小虎认为，“诸子学是尧舜之道的自觉与舒展，而‘新子学’作为一种以呼应时代精神为思想目标的学术理念，亦同似于唐代古文运动、五四新文化等文化运动样式。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思想目标都是对‘天下一体’‘天下为公’的自觉追寻，都是因顺应时代精神而出现。故此，‘新子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当定位在孔子所论‘富之’‘教之’的社会发展阶段，应朝着构建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刘洁对“新子学”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爬梳，并对方勇先生的“务治”说提出了回应。她指出“反省是中华文化自我更新的动力，与多元性、融合性一起构成中华文化的原始基调。诸子各家的最终目的都是以施‘治’为要，来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欧梦越表示，“历代皆有‘新子’产生，中国文化的谱系就是在不断的‘造经’与‘造子’中层累实现的，其中严复作为‘新子’代表，其前瞻性、超越性，预流性的学术思想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典型意义，‘新子学’须对其着重关注。”宁波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张耀提出，“诸子学具有直面危机的核心特质，在这方面的应得到‘新子学’的继承，其危机应对的智慧也应得到‘新子学’的创造性转化。”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袁朗从“新子学”内容史到方法史过渡的角度切入，论述了《老子》学史的重构过程，她表示“这既是‘新子学’确立主体地位的样板范例，也是建立子学研究中国范式的一次积极尝试。”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庄秀婷则提出，“‘新子学’不仅要重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还应重视‘辞章之学’，要加强子部之学与集部之学、哲学与文学的跨界会通。”
此外，本次会议还着重探讨了诸子学认知及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旁涉诸子学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应用、多学科互融的诸子学研究、诸子思想及学术的专题研究等多个领域，大大开拓了“新子学”研究的内在层次和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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