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祁（998-1062），字子京，安州安陆人，今属湖北省，后徙开封雍丘，今属河南杞县。天圣初年，他和哥哥宋库一起考中进士。这样的情况在儒学时代十分少见，故被时人称为二宋。以后累官至尚书工部员外郎，知制诰，又改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
他一生仕途比较顺利，本人既是个清正的官吏，仕途上也没有大起大落之悲欢。宋祁多才艺，是一个具有多种才能的人，除了词以外，他的诗、文也有相当的成绩。虽然一般文学史很少为他建章立传，但一些名家选本，总是不会遗忘他的文章，如被周作人先生十分看重的《古文小品咀华》，就选了他的《仪舞辩》。文章不长，但既有推理，又有道理，而且语含幽默，虽然幽默又有逻辑在焉。确实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章。如果呆看，幽默没了，但能活看，便觉有意思。他还是一位史学家，曾与欧阳修共同主撰《新唐书》，其中有150篇列传出自他手。同时，他对于地方物志也很有兴趣与心得。综合评价，这是一位既富于才华又十分博学的人。
他赖以在文学史上成名的，几乎全在于他的那首《木兰花》，因为这词的名头太大，对它的评说，历来也颇有不同。有论者认为，这词之妙，全妙在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上。而这一句之所以妙，又特别妙在那一个“闹”字上。这“闹”字当真就是天作之成，无可更改，无可替代，更无可置疑的。这简直就不仅是名句效应，而是名字效应了。名字效应的说法也可以成立。实际上，中国诗、词史上，既有名字效应，也有名词效应，还有名句效应，更有名篇效应，再向上“捋”，还有名人效应乃至名派效应。所谓名字效应，即因为一个字的关系，便使这词或这诗具有了不同凡响的效果。这里的仅仅一个“闹”字就有这样的效应性，而对于整首《木兰花》而言，这“红杏”一句同样具有这样的效应性。这效应是如此显著，不仅对这词作影响深远，连宋祁本人也因为这词的原因而得到一个“红杏尚书”的雅号。也有评论者不同意此观点，更有人对这个“闹”字反感。例如清代大剧作家李渔就很是看不惯这个“闹”字。他认为，突然在描写红杏枝头的时候，突然加上一个闹字，实在令人费解。他觉得桃李争春而没有红杏闹春之说。如果非要加上此意的话，应该加斗字或者打字就可以了。其实，这批评有点胡搅蛮缠了。
对此，刘逸生先生给了有理有据的精彩反驳，读那反驳，真有诗一样的快意。从词的发展看，单这一“闹”字，已经显露出来词人的某些特性。“当然全篇也是好的。因为全篇好，那个闹字才有安排处，才显出她画龙点睛般的艺术价值。否则，岂不等于一堆灰土埋没了"珍珠"或一丛杂树套住了“美女”。世人对这词的解释颇多，我的看法就是它的最大特色，在于写“动”。虽然不是说愈动愈好，却在一系列“活动”中，表现了词的意境和作词人的心理感受。风是动的，光是动的，风光也是动的；波是动的，棹是动的，迎也是动的；烟是动的，虽然不是真的“烟”气，而是笼罩垂杨的雾气，却是一种动感画面，而“寒”也是一种动感，而且动得轻手轻脚，而“春意闹”这一个闹字，就活跃在这一系列“动”的中间，从而，万“动”丛中一点“闹”，不但是锦上添花，而且是众星捧月了。因为所有的美好景致都在“动”中。作者才对时光流逝产生那样的情怀与感伤，而一个闹字体现的意境，竟使这时光变得如此色彩鲜亮，又如此瞬息即去，从而使词的上、下两片的情感对比来得更其分明。
聂冠卿（988-1042），字长孺，歙县人，今属安徽省。他与范仲淹、柳永生年相仿，但故世较早，他是一个爱好读书的人。他仕途顺利，虽然没有做过高官，但也没有什么挫折。他中进士后，大诗人杨亿欣赏他的文章，特别向皇帝举荐，可见他的文章写得不错；他曾参与修订“大乐”并撰写《景祐广乐记》，可见他对乐礼等音乐方面的事也是一位行家。
他任太常博士期间，曾就刑罚的程序问题提出意见，主张“慎刑“，可见他富于仁者之心。可惜他流传至今的仅有一首词作。可喜的是这词作得很有水准，虽然只有一首词却可以当之无愧称为杰出的词人。他实在比那些词作不少佳作难觅的所谓词人高上许多。他的这首词寄调《多丽》，席上有此妙词，也可以看到他的才思敏捷。对这首词，历来评价不低，不像宋祁的那一首《木兰花》，欣赏的人是真欣赏，反对的人也是真反对，势如昼夜，两色分明。
这词长，不便细解，这里讲它的两个好处。一个好处，它采用的是比较少见的词牌。用语妥当而且准确。大约是无法考证这词牌的最早出处，所以说“见聂冠卿词”。但这是一句很有分量的评语。聂冠卿的时代，正是柳永慢词兴起的时代。宋词的成熟与发达，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内容变了，将五代艳词的狭窄内容扩展开来，即由佳人而文士，或由佳人而将军，或由才子佳人的离情别绪变为士大夫与将军的忧生忧志与慷慨悲歌。词牌变代表形式变，唐五代词并非没有长调，没有慢词，但都不能成为主流。在特定意义上，或许也可以说，慢词、长调虽古已有之，却唯有宋代词人才令其达到成熟，光芒四射。
慢词的第一个经典性代表人物则是柳永，那么这聂冠卿的《多丽》也就可以看成是柳永变革词史进程的一个时代支持者。另一个好处，是它包容了很多古时的名句名意在内，而且对后世词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不仅如此，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化序文为词句，更显出这件事的独特意境。下半阙第一句“有翩若惊鸿体态，暮为行雨标格”，其实出自曹植的《洛神赋》，但又化用得好，纵然旧迹犹存，终不失一段佳妙。据考证者说，这词中包含的古诗古意尚不止这些，但即使只有这些，也不少了。
以诗句入词，是词的艺术特色与传统，但用得好与不好，却有高下之分。聂冠卿在这个方面做得成功而且漂亮。一个时代的变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完成的。很多人其实都在这个变化中默默地出过力的，只是因为他们并不出名，被世人所遗忘。宋祁和聂冠卿便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