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叶瀠潞聊一聊，今天和大家聊一下古代宋元诗话，诗句前后协调，方言俗语入诗。
积字成句，积句成篇，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须注意，就是彼此要一致，要与全诗协调，避免前后矛盾。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很重视这一点，该书认为描写景物的词句，特别要注意时节上的一致，并曾多次指出诗句中这方面存在前后矛盾的弊病。如聂冠卿的《多丽词》有“露洗华桐，烟霏柳丝”之句，描写的正是仲春天气。但下句却是“绿荫摇曳，荡春一色。”胡仔对此批评说:“其时未有绿荫，真语病也。”又如对曹元宠的《望月婆罗门词》，胡仔也指出:“此词病在‘霜满秋红’之句，时太早耳。”这种认为诗句须考虑上下文，注意整体的观点，是可取的。
方言俗语被诗人采用人诗的现象引起了宋代诗话作者的重视，有些诗话记录这种现象，有些诗话则论述了有关怎样运用方言俗语的观点。
从诗话的记录看，唐代杜甫、韩愈等人运用方言俗语较为多见。如《碧溪诗话》记载杜甫运用俗语“个”“吃”的现象:“数物以个，谓食为吃，甚近那俗，独杜屡用。‘峡口惊猿闻一个’，‘两个黄鹂鸣翠柳’，‘却远井栏添个个’，《送李校书》云:‘临歧意颇切，对酒不能吃’，‘楼头吃酒楼下卧’，‘但伎残年饱吃饭’，‘梅熟许同朱老吃’。盖篇中大概奇特可以映带者也。”还记载了杜甫、柳宗元、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诗中运用楚、蜀等地方言的情况。《复斋漫录》记载了黄庭坚运用谚语“情人眼里有西施”、“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等入诗的例。《艺苑雌黄》也记载了杜甫、李白、元稹、苏轼、洪驹父等人运用侄语“遮莫”人诗的现象。
对方言俗语如何运用，则以王君玉、张戒、苏轼、蔡启等人的论述较有价值。
王君玉主张诗人可以间用俗语，运用得自然贴切，了无痕迹，能成为点瓦砾为黄金的能手。北宋蔡像的《西清诗话》记录了王君玉的观点:
王君玉谓人日:“诗家不妨间用俗语，尤见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谓之待伴。尝有《雪诗》:‘待伴不禁鸳瓦冷，羞明常怯玉钩斜。’待伴、羞明，皆俗语而采拾入句，了无痕翻，此点瓦砾为黄金手也。”余谓非特此为然，东坡亦有之。《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又云:“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寻医，入务，风饱，水肥，皆俗语也。又，南人以饮酒为软饱，北人以昼夜为黑甜，故东坡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此亦用俗语也。
蔡條又补充了苏轼采用俗语的诗例，显然他是贫同王君玉观点的。
张戒《岁寒堂诗话》中也谈到俗语的运用:
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二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德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至于卢仝，遂有“不唧溜钝汉”“七碗吃不得”之句，乃信口乱道，不足言诗也。近世苏、黄亦喜用俗语，然时用之亦颇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
显然，张戒也不反对用俗语，但他主张要象杜甫那样“胸襟流出”。也就是要做到运用自如，安排自然，无牵强之态。他的观点与王君玉类同。
苏轼对此也有论述。他主张:“街谈市语皆可人诗，但要人熔化耳。”这就是说，街谈市语也可以作为诗的语言的源泉之一，诗人采用时必须做一番提炼，善于熔化。苏轼所论述的“街谈市语”，大约可包括俗语、谚语、方官和人民群众的其它口语。
蔡启则说到运用方言的问题，他主张不可常用，但可以根据语愈表达的需要偶一用之。他说:
诗人用事，有成语意到处，辄从其方言为之者，亦自一体，但不可为常耳。吴人以作为佐音，淮、楚之问以十为忱音，不通四方。然退之“非阁复非桥，可居兼可过，君欲问方桥，方桥如此作。”乐天“绿浪东南西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乃皆用二音，不知当时所呼通尔，或是姑为戏也。呼儿为田，父为郎罢，此闻人语也。顾况作《补亡训传》十三章，其哀阂之词日:“田别郎罢心摧血”，况善谐谑，故特取其方言为戏，至今观者，为之发笑。然五方之音各不同，自古文字，易尝不随用之。楚人发语之辞日杀、曰赛，平语之词日些，一经屈，宋采用，后世遂为佳句。但世俗常情，不能无贵远娜近耳。今毗陵人平语皆日饭，京口人日兜，淮南人日坞，犹楚人日些。尝有士人学为骚词，皆用此三语，、闻者无不拊掌。(《蔡宽夫诗话》)
蔡启提出的方言不可多用，只能根据需要，乘势而用的这一见解很正确。因为方言受地区的限制，影响传播，非本方言区的读者就不易看懂。蔡启还从诗人用例中，看到在一般情况下，诗人运用方言，名以诗为戏，为了使诗句增添情趣。如顾况的“田别郎罢心撇血”，“至今观者，为之发笑”。有士人采用方言写骚词，读者“无不拊掌”，这都说明了巧妙运用方言的修辞效果。惠洪的观点比蔡启更进一步，他明确提出诗“当间用方俗言为妙”妙在方俗言可使诗句“老健有英气”。他以李白、杜甫诗用方俗言之例，说明“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俗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颖脱不可干之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