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了句话，紧接着便是后续的工作，比如对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的审判，次年1月，远东盟军最高统帅根据莫斯科会议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且同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1946年5月3日，由中、美、英、法、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国指派的11名法官齐聚日本东京，参与为期31个月的国际大审判，被告28人（除甲级战犯松冈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外，实际受审25人），史称“东京审判”。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法官为中国法学家梅汝璈，他在东京审判中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梅汝璈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让笔者十分动容，他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想必这句话也让许多人印象深刻。
而在此次引起国际重视的审判中，溥仪、许传音和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三人被称为“王牌证人”，其中溥仪是东京审判中出席次数最多、作证时间最长的证人。
溥仪的一生是足够传奇的，几岁时因为慈禧的缘故成了清朝的末代皇帝，清朝结束时，溥仪还只有6岁，被赶出紫禁城时也只是一个18岁的少年。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国东北沦陷，溥仪则于同年的11月抵达了奉天，第二年3月，日本扶持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而这不过是日本人的一个阴谋，不过溥仪只是一个傀儡皇帝，生活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身边的关东军也是特别嚣张。
据美国《历史》杂志报导，1940年时，溥仪曾秘密联系过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希望能够摆脱日本人的控制，不过伪满洲国的禁卫队早已被日本关东军所收买，因此溥仪的逃亡计划并没有成功，并且日本关东军人员前往了伪满洲国宫内府，向溥仪提出了威胁性的交涉和斥责。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溥仪在沈阳东塔机场候机，但最终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溥仪因此成了战犯，但溥仪作为历史的重要一员，理应参与东京审判，交代出许多事实。
而在东京审判中，溥仪说了一句话，引全场哄笑，却让日本人丢尽脸面。溥仪作为证人，在审判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激动的心情，而是保持了他的冷静。
当时有一个日本律师拐着弯说溥仪作为一名皇帝，但却没有道德，根本不配做个皇帝，而溥仪听完日本律师说的话后，缓缓说道：
“我可没让他们（日本人）把我的祖先当成他们的祖先。”
这话说得很明了，溥仪前往伪满国想的是复辟，但日本人却想认他的祖先为祖先，代替他“复国”，包含在内的意思还有，最没有道德的人竟还在说溥仪没有道德。
溥仪在战争结束后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责任，他在法庭上的一番话虽然有推卸之嫌，但因为有溥仪的作证，日本的7名战犯被判处了绞刑。并且因为溥仪积极反省，真心认错，法庭最后是撤销了对溥仪的控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从1946年5月3日持续到1948年11月12日的国际大审判，法庭审理全过程的法庭英文庭审记录达到了48412页，控辩双方一共提供的书面证据达到了4336件，法庭判决书长达1213年。
而在2020年9月，最后一位健在的东京审判历史见证人高文彬离开了人世，高文彬在上个世纪中期，参与了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工作，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搜集证据和翻译。
作为人类社会的宝贵遗产，东京审判对以后国际法的发展、对追究“反和平罪”与“反人道罪”的国际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各国学术界从法学、史学、国际关系学等方面对东京审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同时，东京审判的影响不限于学术界，也受到了各方面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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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战犯所待了多年，期间完成了自传《我的前半生》，对于他的过往事件做了很大的自省，后来获得了特赦，晚年过得安稳，而溥仪则是将自己看成了中国公民中的一员，1967年10月17日，溥仪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