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的观念里,不论中国或外国,文学都是个大概念。
其实,政治、历史、哲学等一切社会科学,也都属于文学,其意义等于现在的“文科”。
所谓“创造文学作品”,就是“创作”的全称,也就是Creative Literature的译名,这是我们现代人所谓文学。
但是,尽管我们用“创造”这个状词来加以区别,在古代文学里,创造文学作品的散文,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每一部中国文学史,都会从先秦文学讲起,其中的韵文部分是《诗经》和《楚辞》,这是创造文学作品,散文部分讲的是哲学和历史,总的说来全不是创造文学作品。
“古文”这个名词,起于韩、柳古文运动之后,到宋代就确定了意义。
古文家所谓古文,是指六朝骈偶文以前的散文,它仍然是一个文体名词,不能理解为古代文学作品,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古代创造文学作品。
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不选六经,理由是“尊经”。
又不选诸子(包括《论语》、《孟子》),理由是它们属于子家。
又不选历史传记,理由是这类文章太多了,“不可胜录”。
这三个理由其实都不能成立,他只是基于一个创造文学的观点,认为经、史、子都不是文学散文,所以不选。
后来曾国藩选《经史百家杂钞》,从六经、诸子、《左传》选起,以为这些文章都是古文的泉源。
这里反映了曾国藩对古文观念的理解是古代的文章,而不是文学。
姚鼐的观念是把文章和文学作品严格区别开来,他选取《汉书》里的奏议和诏令,是认为它们都是好的议论文,是文学,而不是历史,更不属于经和子。
姚鼐这个观念,认为名人传记都是历史,只有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和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才是文人创作的传记文,才是文学作品。
曾国藩把文章和文学混同起来,他以为文章写得好,就是文学。
这是一种传统的观念,直到章太炎也还说文学是论文字法式之学。
姚鼐以为文学作品在经、史、子以外,这是一个新观念,和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一致。
但是姚鼐把经、史、子和文学区别得太严,以致他否定了经、史、子中间也可以有文学作品。
墨子和庄子都是哲学家,墨子的《非攻》是一篇好文章,辩证性很强,但它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文学作品;
而庄子的《逍遥游》就不同了,它是哲学论文,也是文学作品。
《非攻》给青年以邃密的理性认识,《逍遥游》给青年以生动的感性认识,它们的语文教育作用是同样的。
所谓“先秦文学”,在散文这方面,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文学作品。
因此我们不得不从经、史、子书中去选择其有文学价值的篇章。
现语文教材中常常选录一些神话和寓言,例如《山海经》的“夸父逐日”,《列子》的“杞人忧天”,《吕氏春秋》的“刻舟求剑”等等,这些片段文字,在全文中往往只是用来作为说明一个真理的比喻,其本身是修辞学的资料,不是一个文学作品。
两汉四百年,也还是没有创造文学的散文作品。
所以,我们只能从《史记》中选取《项羽本纪》,或从《汉书》中选取贾谊的政论文之类,本质上走的还是姚鼐的旧路。
王充的《论衡》虽然被列入子家,它的文章风格已接近了随笔,可以算是一部有文学意义的散文了。
从东汉晚期开始,逐渐出现了创造文学的散文,它们的作者既非历史学家,也非哲学家,而是文学家。
范晔的《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加出了一卷《文苑传》,就说明了这一种文学史的发展情况。
陆机的《吊魏武文序》,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序》、《五柳先生传》,都是文学散文的名篇,尤其是《桃花源诗序》,后人把它裁篇单行,改题为《桃花源记》,可以说是游记文的典范
恰在陶渊明的时候,诗歌领域中出现了鲍谢的山水诗,正所谓“老庄告退,山水方滋”。
不久以后,北魏的郦道元开始作《水经注》。这是一部地理书,但是他大概受到山水诗的影响,在叙述地形水道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加以描绘。
比如,《江水》篇中叙述巴东三峡的那几段,因为它们已超出地理书的体制,成为文学的散文了。
南北朝时代,文风浮靡,文人喜欢用骈词俪句,有许多好文章,但也不能算是散文,例如《登大雷岸与妹书》。
另一方面,那时新出了许多佛经的译本,造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它不用骈俪排偶的句法,但几乎全用四言句,非常整齐。
“如是我闻”、“作如是说”、“一时佛在王舍城”,这种句子结构,又都不是先秦以来汉语所固有。
这种文体,不能说是骈文,也并不散,但我们只能说是一种新兴散文。
如果从《杂阿含经》、《杂比喻经》中选取几个“因缘”,那么也照顾到了文学观念,因为它们原本是梵语文学。
唐代的诗歌创作,很早就革除了梁陈宫体诗。
从陈子昂到王、孟、李、杜,奠定了—代诗风。
但在散文这方面,却没有跟上。
中唐晚期,才能看到散文的繁荣气象。
韩愈的赠序文,柳宗元的游记文,白居易、元稹的论诗书信,都是非常好的散文。
此外,刘禹锡、孙樵、沈亚之、陆龟蒙等人,也皆有几篇卓越的散文。
如果我们用文体观念来看唐代散文,那最好的散文应该是那些传奇文了。
随笔、题跋、诗话,是兴起于宋代的新型散文。
文人偶有所感,随手写来,便是名言妙语;使读者感到亲切自然,天机活泼。
苏东坡的《志林》、洪迈的《容斋随笔》、葛立方的《韵语阳秋》、刘克庄的《后村题跋》,都是极好的文学读物。
苏东坡的《记承天夜游》、黄山谷的《龙井题名》,久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宋人散文,一般都以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为殿,这是爱国主义和民族革命意识的文章,具有思想教育作用。
还有,谢皋羽的《西台恸哭记》,文学气息更浓厚些。
明代晚期出现了以钟伯敬、谭友夏、袁中郎兄弟为首的公安、竟陵文派,他们反对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泥美人”式的唐诗,归有光、唐顺之所倡导的唐宋八家古文义法。
他们主张写诗作文不要受人束缚,不要墨守各种条条框框;要发抒自己的性灵,要作自然流露的由衷之言。
这些意见,在当时是有其斗争目标的,不能说不是一种新的、积极的文艺思潮。
林语堂曾为公安竟陵派大事宣扬,还办了一个刊物《人间世》来提倡性灵文学,闲适小品。
当人民大众正在作反封建、反帝、反法西斯的紧张斗争的时候,他悠悠忽忽地提倡这一派文学,未免与时代的脉搏不相应合,因而很受到以鲁迅为首的革命作家的批判。
我们现在对公安竟陵文派的态度是还他们以文学史的地位,肯定他们在当时的进步意义。
他们的诗文,也有其特色,尤其是散文,在游记、题跋、评论、书简这些方面,和当时那些古文家的酸文、迂文比起来,确曾使人耳目一新,知道真的文学,在此不在彼。至于他们的末流,文风趋于艰涩怪僻,招致了另一个反对派。
这是每一个新的文学运动必然的历程。
与公安竟陵文派桴鼓相应的,有一个“卓吾老子”(李贽)。
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以一人之力,猛烈地批判了宋儒理学,甚至一直批到孔孟,获得广大知识分子和市民的拥护,也动摇了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阵脚。
李卓吾的文学观念是和公安竟陵派一致的。
他的文章,也是直抒胸臆,深入浅出。
从晚明到清初,有一百多年时间,公安竟陵派虽然受到非议和抨击,却仍然有潜在的影响。
从张宗子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到李笠翁的《闲情偶寄》,这期间很有些文学趣味极高的散文。
李流芳的题画小文,给金冬心开了法门。
施耐庵的《水浒传序》,据说是出于金圣叹之手,也是数一数二的好文章。
可以讲,文章写得好,未必就是文学;但如果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文章大概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