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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研究,被称为“红学”。以一书名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红学”一词,出现于清末。有个叫雷的人,号均耀,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写了一篇“红学诞生记”。 “經”字少三曲,便是“红”。朱子美本是用拆字法说了句俏皮话(北方人称“噱头”),有人却认真了,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不过,红学的兴起,确是深有原因的。清人得天下后,为巩固其统治,大兴文字狱。文人避席不敢多说,乃钻入文物训的故纸堆中去,汉学于是成为乾、嘉之际的昌盛之学。
但汉学的饤琐碎,逐渐为士人厌弃。清初,也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的义理之学,两部《圣训》,便是义理之学的翻版。士人们为通过科举考试而得官升官,都把义理之学当作入仕的敲门砖。义理之学既已“欺饰世俗”,“穿凿附会,曲学阿世”,加上它本身的空疏不切实用,理所当然地被逐渐厌弃。于是,部分有识之士转而注重明末清初三大儒提倡的“实学”,关心水利建设,进而漕政鹾政等户政,如湖南人陶澍、贺长龄在江淮实行的改革便是。
其后,这部分注重实学的士人进而大办洋务,如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等。另一部分士人则于汉学、宋学等古文经学之外另辟蹊径,倡治今文经学,欲利用今文《公羊》学的“三统”“三世”说,实行变革然而今文经早已亡佚,他们从其他典籍中搜寻今文经的“微言大义”,不免有过多武断之辞。特别是倡导今文经学的康有为参与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今文经学也就逐渐走向末落,“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故清中叶以后,无论汉学、宋学,还是今文经学,都渐趋式微。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加快了经学式微的步伐。
人们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一部分先进的士人放眼世界,如魏源有《海国图志》出版。另一部分士人则把自己的志趣取向、治学取向转到小说、戏曲等方面。如上述朱子美,是光绪十六年恩贡的举人,候选直隶州通判。著有《一乐居士文稿》《屯窝诗稿》、《梦昙庵词稿》、《词媛姓氏录》等。他就是把志趣和治学转向小说的一个例证。“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部”,虽很难说他都仔细阅读过,但亦足以说明他的志趣所在。经学的式微,是红学勃然兴起的原因之一。
在儒家经学式微的情况下,梁启超为了实现政治改良的目的,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他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虽然,这种把小说的功效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不符合实际的,但,他的说法显然是与视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尖锐对立的。侠人甚至认为:“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这种赞誉也名不副实,却对《红楼梦》的传播与推动《红楼梦》研究起着舆论作用。另一原因是时局的动荡不已。
从嘉庆末年起,早已潜伏的社会矛盾如地火喷发。连续八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已使清廷疲惫不堪,从广西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蔓延到十多个省,捻军的铁蹄驰骋于中原大地,天地会的影响几乎无处不有,天理教起义军甚至一度进入紫禁城,自山东兴起的义和团虽一度被皇室利用,但它前期和后期的活动使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当内忧正兴,外国侵略者依靠坚船利炮,又纷至沓来。不但夺利割地,且逼得咸丰皇帝、慈禧太后等皇室成员一会儿“东狩”,逃至避暑山庄,一会儿“西狩”,逃至西安。
整个中华大地处于大动荡之中。知识分子历来不是依傍这股政治势力,便是依傍那股政治势力。在大动荡的时局中,知识分子也开始大分化。大批先进的士人,如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黄兴等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或改良、或起义或革命的号角和旗手。另一批士人,如一些已经入仕的官僚,则死抱着封建僵尸不放,祈求升官进爵。也有一批士人因政治上一时无所适从内心空虚失落,转而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乐园。
当然,有部分人接触文学艺术,是出于爱好,另一部分士人则以文学艺术工作为职业。不过“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大概是共同的。于是,红学乃勃然兴起。有人好言“语境”二字。对清代的人文环境和政治环境的上述梗介便是谈论红学诞生的“语境”。
参考资料
·《红楼梦》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