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万维网之父伯纳斯·李和他的团队向律师咨询如何申请专利，考虑开放"网软"公司（Websoft）销售网络浏览器软件。此时，他已经能预感到，自己三年前发明的World Wide Web（万维网），将快速促使互联网走向平民化，引发疯狂的网络拓荒运动。而自己的这项发明，将创造巨大的财富。
在最后一刻，他放弃了。
作为一名典型的科学家，他认为兜售带有自己专利的浏览器能带来极大财富的同时，也势必引发网络软件大战，导致国际互联网陷入割据分裂的状态。为了让万维网尽可能快速地传播和发展，他说服了团队和组织，放弃万维网的所有知识产权，包括它的源代码以及二进制形式，同时允许任何人使用、复制、 修改和再分发它。
此举造就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免费开源项目之一，使得Web标准化，迅速开启时代的新纪元。
伯纳斯·李的无私，确保了WWW（万维网）今天的至尊地位，但并没有阻止其他互联网领域的战争。
两年之后，一个叫网景浏览器的软件迅速崛起，成立一年就挂牌上市，创造了当时最快的造富神话，这引起了软件巨头微软的注意。1995年底，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宣布向互联网进军，推出IE浏览器，拉开了世界互联网史上第一次商业争夺战。
为了抢夺互联网行业里最重要的资源———用户，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威逼利诱、广告轰炸、捆绑资源，甚至拆诸法律。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赢的一方将统治亿万互联网用户，拥有巨大的商业话语权。
虚拟新大陆
在伯纳斯·李发明万维网之前，互联网已经诞生了20多年，个人电脑也发展到了第四代，软件产业已经非常成熟，比尔盖茨早已通过操作系统成为了亿万富翁。但这个阶段的互联网非常“不互联”，虽然调制解调器的出现和在线服务的兴起使得全民联网成为可能，但是至少对于普通的电脑用户来说，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仍然相当有限。
另一个问题是这个阶段的电脑价格依然还很昂贵，1989年4月26日的《参考消息》登过一条电脑广告，一台PC机零售价要6480元，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万。尽管到了80年代个人电脑已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但相对于世界人口基数，电脑还是非常小众。因此，在伯纳斯·李之前的互联网，主要是科研机构、大型企业和少数精英的工具和信息传输渠道，离大众还很远。
90年代之后，电脑硬件进入奔腾系列微处理器时代，网络化、多媒体化和智能化等方面跨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万维网的出现和电脑的普及，使得大面积的互联网共通成为可能。软硬件的发展，更是刺激了互联网用户的激增，在造就了网景一夜暴富神话之后，大批的技术公司和硅谷精英加入到浪潮中来，参与创建互联网新世界。
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互联网的出现对于人类也是一个全新的大陆。跟现实中的新大陆不一样，这块新大陆的“土地资源”是无限的、可制造的、不受时空限制的。只要有需要，就可以通过设计、开发、上线的形式，造出一块“网络土地”来。但“网络土地”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价值在聚拢的用户和人气。
它是线下的延伸，但它又独立于线下，尽管跟现实生活中的世界差别很大，但网络世界会越来越接近现实生活。从最开始的浏览器、搜索功能等刚需，到后面电商、社交媒体的场景，随着未来VR、AR技术的成熟，网络和现实的界限，越来越小。
整个新大陆，是由硬件（服务器、其他硬件）等作为现实条件，支撑着整个“新大陆”的运行框架；再由电力、通讯技术、通讯设备和通讯运营商，构建了驱动“大陆”人类活动的“能源体系”。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无数的互联网公司，用技术和想象力，搭建了我们现在熟知的“互联网国家”（互联网平台）形态。
这是一片令人向往的新大陆。它消除了现实生活的时间和空间感；它上面的“人口”非常庞大而多元；它相对现实更加自由；它是一个超级信息交流和储存库；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新机会；它还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在上面工作、学习甚至进行部分生活，自诞生以来，大家在上面消磨的时间越来越多。
在《创新者》一书中，艾萨克森写道：“它就像是一件从地下原子加速器诞生的产物，而这种说法其实与事实差距也不大。它的出现让精心包装的在线服务变得过时，而且它还实现了（实际上是远远超出了）布什、利克莱德和恩格尔巴特的乌托邦式梦想。”在这块充满梦幻的新大陆上，将诞生无数为我们熟知的“互联网国家”。
场景国家
新大陆，意味着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社会形态，意味着新的“国家”诞生。
这是一块自由、开放和全新的新大陆，到处弥漫着财富与梦想，硅谷精英像当年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一样，头一批踏上这块大陆，用自己的创意开发出一个蜚声全世界的“互联网王国”，吸引了大批互联网原住民。
跟现实不一样，“互联网国家”是由开发者（现实中我们称之为创业者）构建起来，然后通过技术和提前洞察过的刚需功能吸引网民进来成为该“国”的“公民”，并参与里面的社会活动。现实中不同的社会活动，催生出不同的“互联网国家”。比如查找信息活动，催生了谷歌和百度，比如交易活动，催生了亚马逊和阿里淘宝天猫，又比如社交活动催生了Facebook和微信等。
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创业的本质，是利用技术开发“虚拟国家”，然后统治这个“国家”。
这些“国家”有大有小，有单一有复杂，有超级帝国，也有微小城邦，有独立王国，也有联盟国家。它们可以迅速起来，也可以快速消汒，这全靠人气。因为他们是一个个以用户为导向以技术为基础构建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里，可能有永久的公民身份证（注册ID），但却不一定有永久的公民，因为“国家”对公民没有任何限制，一个网民可以成为无数个国家的“公民”，上一刻他在这个“国家”购物，下一刻则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社交。
“国家”要强大，“统治者”（开发者）就要想办法吸引更多的网民以更高频的形式来到这个国家活动，因此，他们是以服务的心态和姿态，来构建和管理这个“国家”。这让我们丝毫感觉不到，他们其实个隐形统治者的角色。
取代现实中的行为和场景，成为了“统治者”最关注的命题。早期的互联网拓荒者相对比较容易，只需要用最新的技术，模仿现实场景构建一个虚拟的场景国家，就能轻松吸引大批网民的入驻。越往后进来的创业者，则需要苦苦思考和尝试搭建新的场景，或者利用新的设计、技术和巨额启动资金，创造一个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场景国家，或者对标发展成熟的国家打造一个场景雷同但更加吸引人的新国家，然后发动抢夺“公民时间”的战争。
场景国家有成熟的管理机构（现实公司）和法律法规（使用规范），确保整个国家的安全有序运行。“统治者”为“公民”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在挖空心思对这些“公民”进行“收税”，以反哺管理机构的运行和扩大国家的疆土。
场景国家之间的战争非常残酷，每一次混战，能生存下来的少之又少。但赢者往往能通吃，最终成为超级帝国，“统治”着这个使用场景的绝大多数“公民”。败下来的竞争者或者后面加入来的创业者，他们可以选择全新的场景进行“新国家建造”，也可以臣服现有的“国家”，接入这个帝国的开源生态。如果幸运的话，他们能在里面打造一个再细分的小城市，享受小富即安，比如现在很多的公众号创业者；或者在成熟的帝国里某个显眼的地方开个商店，比如现在的天猫淘宝创业者。
“场景国家”是目前互联网产品的常态，尽管开发者和开发出来的“国家”都要受到现实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但在这个虚拟的国家里，开发者拥有极大的隐形权力。
权力的诞生
人类就是权力的产物，有人的地方，一定有权力。
权力是在某个特定的社会中，大家约定或者俗成的承认某一个人或组织对某种事物的控制和影响的能力。一个人或者组织掌控范围和影响力越大，权力也就越大，反之则小。
“场景国家”的诞生，伴随着权力的诞生。阿尔文·托夫勒说：“权力与欲望相辅相成，人类欲望各有不同，任何能满足别人欲望的东西就可能是潜在的权力源头。”开发者正是洞察用户的欲望需求，通过上线相应的互联网产品，控制和满足他们的某种欲望，从而获得自身的权力。用户因为自身的需要，注册并进入了开发者设计的虚拟世界，享受这个产品带来的服务，自然而然会认可开发者对该平台的控制和影响能力。
互联网产品，本质是一个权力生产车间。
但是，作为“统治者”的互联网产品开发者，并不能像现实的政府部门或者统治者那样可以行驶全面的“统治权力”。因为他们的帝国并不是物理帝国，而是虚拟帝国，权力已经被转化成一种新的形式，行驶权力自然也变得隐秘起来。
“互联网国家”的权力是基于技术能力，建立在知识（信息）和传播的基础之上。它是一个蓄水池，吸收和沉淀网民的知识（信息)，再整合反馈给网民，以“信息服务”的名义，行驶权力。同时，它具有极强的链接能力，类似一个强大的传声筒，只要它想，可以能随时把信息推送给用户。
“互联网国家”的这种权力，叫话语权。
“话语权”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福柯在研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时提出，在他看来，“话语是人们在社会中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即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知识和媒介，是话语权的主要载体，一直以来，福柯的理念被大规模应用于国家之间的软实力竞争和媒体的操控宣传。
话语权的三个来源：“硬实力、软实力和传播力”。这三点，几乎大多数互联网产品都有：技术（硬实力）、信息内容（软实力）、传播力（用户连接与触达）。因此，互联网产品是一个天然是话语权载体，它沉淀的用户越多，产生的内容越优质，支撑的技术越强大，它的话语权也就越大。
以QQ为例，当年马化腾开发QQ，也没有想到能长成今天的样子。由于满足了社交的功能，吸引了大量的用户，这给了马化腾的团队积淀了巨大的话语权。从一个即时沟通软件开始，发展成今天的腾讯帝国，旗下多款拥有亿级用户。只要马化腾领导下的腾讯公司想，可以随时向这些海量的用户喊话，影响他们的行为。2010年11月，腾讯真的这么干了一次，给上亿的QQ用户写了一封信，逼他们对QQ和360软件进行二选一，最后干掉了360的6000多万用户。
在此之后，虽然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再也没有像腾讯这么明目张胆的滥用手中的话语权。但是以各种各样新形式变种使用手中的话语权行为，一直大面积存在。
回到1995年，微软与网景的浏览器争夺战，微软首次采用了免费策略，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免费意味着主服务不再收费，话语权的价值被正式开发，通过免费，吸引庞大的用户，再通过庞大的用户，发挥话语权，悄悄影响这些用户的购买行为。由此，由互联网主导的话语权，正式诞生。
权力的转移
权力不是凭空突然在互联网出现的，而是本来在现实世界中就有，现在转移到了互联网上。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论证，权力主要来源于暴力、财富和知识。农耕时代，暴力是最主要的权力来源，统治者通过暴力控制土地获得权力；工业时代，财富是最主要的权力来源，统治阶级通过财富控制生产资料并获得权力；到了信息时代，知识则是最主要的权力来源，利用知识话语获得权力成为主流。但无论那个时代，暴力、财富和知识都贯穿其中，构成操控权力的“铁三角”。
在阿尔文·托夫勒看来，知识是一种高品质的权力，相比暴力和财富，它带有隐蔽性、柔软性，而且成本低，效率高。因此，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阿尔文·托夫勒认为：“知识是最终的放大器，是未来权力转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爆发了知识控制战，人们才如此热衷利用传播工具。”
互联网的话语权，来自传统工业社会。马克思曾认为，资本家掌握了生产资料，就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有了主动权和主导权，便能源源不断产生财富，再利用财富这种权力，进行多方面运作，一方面扩大品牌，一方面影响学术机构和暴力机构，催生垄断，最后甚至染指政治，操控国家权力。当年美国三大托拉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么，现实中的商业话语权，是如何转移的呢？《权力的转移》中有这么一段：
在超市还没诞生之前，大型制造厂商一直处在商业话语权的顶端，批发商和零售商处于下端的权力关系基本没有变化，而大型制造厂商拥有控制力的一大原因正是他们控制了信息。在最拥有权力的时候，制造商也是美国最大的广告主，这使他们有效了控制了消费者接收的信息。这个阶段，零售商都是围绕着制造商转，什么都得听制造商的。
但是，超市诞生后，权力转移到零售商一方，因为他们能够掌握所有相关信息——销售量、盈利能力、广告时机、价格、折扣、地点、货物进出量等。零售数据经过电脑分析和模型运行后，可以操纵变量，成为更加强大、有效的武器。
过去，从来没有零售商胆敢这样挑战生产商。究其原因，是那是没有人掌握现在零售商所掌握的信息。因此，信息至关重要，有些生产商愿意付钱给零售商购买信息，有些中间商向零售商购买信息再卖给生产商。另一场更大的战争又在酝酿成型，其核心是关于未来“电子通道”是控制权。
托夫勒说的“电子通道”，可以理解为当今的电商平台，相对线下大型超市，电商平台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效率更高，人气更旺，功能更加丰富，覆盖更加广泛。
电商平台通过创新交易、打通支付、布局物流、接入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获取用户的信息，再通狂轰滥炸的创意广告、促销活动，影响用户的心智，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大部分用户，从而让品牌制造商屈服，成为旗下的“品牌代工厂”。
在2019年的“618”期间，国内传统家电品牌格兰仕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控诉电商巨头天猫，说自己高管在拜访了阿里的竞品拼多多之后，格兰仕产品在天猫的搜索端出了问题，导致销售下滑。
是不是“二选一”问题其实很难考究，毕竟平台掌握在阿里手中。但作为传统制造品牌商，格兰仕在电商巨头面前，已经没有话语权可言。因为它的主要客户，都在天猫、京东等平台上，电商平台掌控了这些信息，同时也掌控了格兰仕竞品客户的信息，包括不限于用户基本资料、购买行为轨迹、支付习惯和物流信息。这意味着，传统品牌制造商格兰仕已经沦为电商平台的附庸，即使他不再依赖天猫，为了生存，未来还得依赖京东或者拼多多。
再来看看最正统的话语权载体----媒体，是如何发生权力转移的。
作为中国工业时代的媒介产物，《南方周末》曾经是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周报，最高发行量达到130万份，被称作是中国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市场化媒体之一。它曾由国内一群媒体精英把控着，他们拿着丰厚的薪水，用自己的专业写下一篇篇影响力巨大的报道，在某些议题上甚至推动了国家的历史进程。
2013年之后，这家媒体开始断崖式衰落，大批骨干纷纷离职，很多老媒体人认为是它的管理有问题，而恰恰忽略了技术带来的媒体变革。
进入2013年，以公众号为代表的自媒体出现爆炸式增长，当时接近4亿用户的微信，成为了一个超级内容消费平台，个人化的内容迅速崛起，率先抢夺“话筒”，赢得大量用户关注。一些自媒体人半天写出的文章所产生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南方周末》某个大牌记者投入一个月时间写出的深度文章。不久，海尔集团宣布，停止杂志硬广投放，减少传统媒体投放，重点把投放放在新媒体上，传统媒体的收入来源，开始被慢慢断流。
新媒体的兴起和传统媒体的衰落，本质上是一场以技术为导向的话语权战争。通过技术，互联网公司控制了“话筒”，掌控了传播和分发管道，反过来把内容创作者或者内容生产机构变为隐形工人或者代工厂。
同时，互联网也释放了曾经只有精英才拥有的机会，催生了一个个全新的窗口期。更多的普通人，也有机会站在浪潮之巅，通过创意内容、个性化表达和努力，赢得属于自己的话语权。2013年之后，诞生了一大批以做公众号主业的新中产，因为入场得早，定位清晰，吸引了大批粉丝，获得了可以用于变现的话语权。而从那个时候起，昔日拿着高薪的传统媒体精英，因为瞧不起自媒体的传播方式，拒绝入场，现在大多已经失业，他们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丢失了话筒，丧失了话语权。
转移到互联网上的权力，远远不止商业话语权和媒介话语权，现实中的很多传统权力，也在大规模转移到互联网上。从埃及革命，到美国大选，从各国社会改革，到世界女权运动，都有互联网推波助澜的影子，有些通过网络社会参与的权力争斗，甚至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技术的发展，移动支付和电子金融系统的完善，以及数字货币的出现，极大冲击着以货币为主的传统权力的根基。在未来，更多的权力，会转移到互联网世界。
话语即“钱”力
我们现在讨论话语权，主要是讨论商业话语权，毕竟，它在整个互联网话语权里，占据着主要的位置。无数互联网公司的诞生，都是奔着商业目的而来，所以，整个互联网革命，又被称为一场造富运动。
几乎所有互联网公司的盈利模式，都离不开技术服务、内容服务（包括电商产品展示、游戏和知识付费）、广告服务三种方式或者组合，它对应的是互联网话语权中的三个要素：硬实力、软实力和传播力。
因此，如果最初在学者福柯等人看来，话语即权力，那么到了互联网时代，话语即“钱”力，它本身是一种权力，但更是会源源不断赚钱的印钞机。
以BAT为例，百度是一家以技术驱动的广告服务公司，给用户呈现相应搜索内容的同时，也向用户展示广告，以获得收益；阿里巴巴则比较综合，既有广告（搜索、商品推荐和展示），也有内容（大文娱、商品内容），还有技术服务（阿里云、支付和菜鸟网络）等；腾讯也一样，主业是内容（游戏、新闻和视频），同时兼有广告服务（微信、QQ）和技术服务（腾讯云等）。
这些巨头通过技术打造一款款现象级的产品，拥有亿级甚至十亿级的用户，形成一个个虚拟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拥有极大的商业话语权。他们颁布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使用规范），通过隐形暴力管理这些用户，遇到违反帝国游戏规则和开发者利益的用户，则以封杀、销号的形式进行惩罚。同时，他们积极引入对自己友好和臣服的外部开发者或者合作者，以分利的形式打造和管理庞大的帝国生态繁荣。
当生态达到一定规模，开发者开始让自己的话语权进行变现。包括不限于下面形式：给内部用户提供收费的内容服务；给外部商业机构提供广告服务、数据服务和技术服务；给生态内部的交易机构提供整体交易服务。这些服务，都是建立在庞大的用户触达基础之上，话筒掌握在开发者手中，用户的信息掌握在开发者手中，用户产生的内容，也存放在开发者的虚拟土地上，任由其使用。
这几年新兴的两个行业，更为明显突出，一个是自媒体，一个是知识付费。
本质上，这两个行业都属于内容产业。从业者通过内容创作、翻译、传播的形式，在某个“帝国”提供的平台或者自己组建的技术团队基础之上，搭建了一个可以影响别人的“话筒”。用户以粉丝的称呼，一旦“关注”了这个话筒，就会源源不断的接收到话筒传来的“声音”。关注的人越多，这个话筒就越大，其话语影响力也越大，话语权权越大，其广告价值也越大，购买知识付费的用户也越多。
最终，这些话语权都会变成了钱。
传统的商业机构，如果没有技术能力构建自己的“互联网王国”，也没有在这场自媒体运动中搭建好自己的话筒，为了推销产品，则需要以合作者的姿态，进入到互联网帝国，跟开发者合作，或者跟小型“话筒拥有者”合作，购买对方的话语权，帮助自己溢价变现。
互联网上的品牌和营销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话语权的战争。
通过大规模的采购话语权，让这些话语给自己的产品和形象添油加醋，抢占用户的心智，最终让更多的人认可这块产品的价值和形象，在需要的情况下产生购买，实现话语权增值变现。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每个商业机构，都会组建一个专门的网络营销团队和品牌公关团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线上煽风点火，以各种各样的手段争夺话语权，从而促进公司销售和品牌溢价。最近格力在社交媒体上大肆举报奥克斯空调事件，伊利牛奶在网上公开控诉蒙牛乳业联合美国企业破坏冬奥大局事件，都是一种典型的话语权争夺方式，只是手段不一样罢了。
网络话语权对于传统的品牌制造商来说，越来越重要。那些缺乏话语权的传统公司，已经很难在今天的商业环境里立足。想做大的企业，必须绞尽脑汁，从技术、品牌和流量三个方面，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而本身拥有极大话语权的互联网公司，则每天都上演一场场话语权的争夺战。
无限战争
整个互联网的发展史，其实是一部话语权的争夺史。
微软与网景的浏览器交锋，点燃了互联网史上第一次话语权战争，随后，搜索大战，社交大战，层出不穷，包括我们熟悉的3Q大战、滴滴快递补贴战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直没有停息。
但争来争去，本质是在争夺用户和用户的信任，从而构建扩大自己的话语权。
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物种的出现，新进来的创业者，喜欢把目光投射在新场景的构造上。因为新的赛道，意味着新的机会，大家起跑线相对均等，胜算率大。这种战争，圈内称之为“风口之战”。每年开春，一个新的风口出现，就会吸引无数的创业者涌进来，跟着涌进来的还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和资源。
旧的赛道，也因为技术的革新和普及，随时可能出现新的挑战者，突然走出来把自己吃掉。即使自己曾经是无人撼动的巨无霸，也可能因为竞品的起来而轰然倒台，成为历史的垫脚石。
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游戏，从万维网诞生的那一刻起，战火就被点燃，巨大的利益，把无数的人和机构卷了进来，形成了无穷无尽的“列王纷争”局面。
大大小小的战事，输赢跟很多因素有关：时机、战略眼光、可调动的资源、定位、行动能力、用户量、运维水平、方法论等，这非常考虑开发者和管理者的综合水平。
互联网新大陆上的战争，并不是一样的战争，他们有层次的，不同的层次，玩家的特质不一样，争夺的话语权内容也不一样。它分为六个层次，像一个倒立的金字塔，越往上，玩家越多，每天纷纷扰扰；越往下，玩家越少，五六年甚至十几年才出现一次面上的大战。
第一层，管道和运营之战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通讯技术、通讯设备和通讯服务等，它们是互联网得以出现的现实硬件基础。只有最顶级和最有实力的技术公司才能参战，它的战事并不多，一旦一家企业赢下了一场战争，便能站在了互联网话语权金字塔的地核顶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掌控了某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某项通讯技术标准、规模性通讯设备供应和通讯服务运营。
比如当年4G技术标准之争，让高通成为巨无霸。但几年之后，随着新一代技术的升级，又得迎来新一轮战争，最近的5G话语权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华为通过逆袭，成为第五代通讯技术话语权的王者之一。
第二层，系统和技术之战
也就是互联网世界的地基、核心技术服务之战。目前操作系统的格局已经非常稳定，PC端主要以微软的Windows和苹果IOS为主；移动端则以Aandroid和IOS为主。相比管道要跟硬件和现实国家国情掣肘，系统则是夸国界的，所以玩家特别少而稳定，而且每个产品都有能在原来基础上随时升级和迭代的能力，经历了早年的激战之后，基本剩下上面提到的三家，后面尽量的都是布局AI、车联网这种新兴的领域。
他们牢牢掌控着互联网新大陆的地基，收取“地基使用费”，拥有的话语权，是可以随时影响一个建立在该系统上某个帝国的兴衰。最近谷歌宣布停止华为使用Aandroid系统，海外出货量瞬间下滑40%至60%，营收下降300多个亿。操作系统之外，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也掌握在少数的巨头手里，他们拥有最好的技术团队，不断的刷新行业的高度，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即使这样，也会突然有一天面临来自某个高校出来创业的挑战者，毕竟，推进技术发展的，除了巨头，还有政府主导下的高校等科研机构。
第三层，平台与生态之战
早期的互联网大战，主要是平台之战，包括搜索、浏览器、社交、电商等，这种平台在解决用户最基本刚需的同时，拥有极大的延展性和想象力，随着用户的疯狂增长，由单一的平台演变成系统化的生态。它以技术的形式连接亿万用户，成为互联网领域最大的媒介，拥有当前互联网最实用最有影响力的话语权。
因此，每个互联网创业者，都有一个平台梦，但一将功成万骨枯，最终能留下的，寥寥无几，比如微信，在与米聊、来往等社交软件的拼杀中走出来，在中国几乎到了垄断的地位，被认为是最有能量的产品。但是，即使是超级平台，也会不时会面临挑战者，新出来冲击的社交软件一直层出不穷。在过去的半年里，就冒出了多闪、飞聊、马桶MT、聊天宝等挑战者，虽然很难撼动微信，但亡微信之心却不死。他们相信，有一天，肯定会突破微信的护城河，自己成为社交领域那个最有话语权的人。
第四层，场景与服务之战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新技术的出现，线下垂直的场景也被陆续搬到网上，同时一些新的需求也被挖掘出来，成为了一条可行的赛道，于是诞生了场景之战。
比如出行领域，因为共享理念，诞生了共享汽车平台，巨大的刚需和利益，最初引发了无数的参赛者参战，最后剩下来的，只有滴滴。它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并抢夺了定价权，使得用户和司机，都受制于其中。垄断意味着被不断的诟病，所以新的挑战者，也不时的在某个缝隙里走出来，对滴滴发起挑战，比如曹操专车等。
第五层，内容与话筒之战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它以开通公众号、微博、直播、抖音等形式，通过优质的、有创意的内容来吸引某个“帝国”内的某个用户群，搭建自己的话语权广播站。即使是寄居，其构造的话语权体系，也比传统的媒体强，而且成本低，有时候一个人，就能赢得千万级的用户关注，产生极大的话语权。比如一个叫@兽楼处 的公众号，曾写出过多篇影响力巨大的文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个行业的进程。
但他们面临的风险和竞争也非常大，一方面，要受到平台的管制，要跟平台分利益。另一方面，平台本身会不断老化，用户疲软，新的平台站出来挑战，如果他们挑战成功，就得转移到新的平台寄生。但任何平台都有窗口期和壁垒，稍不小心，就可能落后于别人，话语权也自然被转走。
第六层，品牌与地位之战
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传统公司，都需要在网上开展品牌战。他们通过购买平台的流量，收买话语广播站和创意内容提供者（广告公司、乙方），不断的曝光自己的品牌，以达到扩大和强化商业话语权的目的，最终影响用户的心智，提高了自己的品牌美誉度和销售量。
几乎所有的企业，或多或少，或互联网企业或传统企业，在内部，养着一群市场和公关人员，在外部，合作着一帮乙方。他们每天干的事，就是厉兵秣马，随时加入到话语权的战争中。
整个倒立的金字塔，第一层和第二层，打的是硬实力；第三层第四层，打的是传播触及能力；第五层第六层，打的是内容软实力。无论哪一层次的战场，打的是什么内容，都是为了争夺话语权。
话语权不是固定的，它像股票K线一样，是不断波动的。拥有话语权的人，也不是恒定的，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六年。但曾经拥有话语权的个人或者组织，在下一次浪潮中，更容易获得新的话语权，毕竟他们手里有牌。
新晋的创业者，也拥有比工业时代更多的机会，他们年轻，他们有激情，他们更懂新一代用户。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苦心经营，一步步积淀滚动自己的话语权，通过话语权吸引资本的辅助，在新的浪潮到来时迅速上桌，或许，下一个话语权的执牛耳者，就是他。
这是一场无限战争，它跟随者技术的脚步，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混战，不断的通过抢夺话语权，为自己创造财富。
部分参考资料：
吴军：《浪潮之巅》
艾克萨森：《创新者》
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
阿尔文·托夫勒：《财富的革命》
福柯：《话语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