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9日夜,在重庆的蒋介石并未休息,因为解放军已经在城外和守军交火,到了凌晨时分,蒋介石在蒋经国、俞济时等人的陪同下前往白市驿机场。
在去白市驿机场的途中,虽然已经是凌晨,但是一路之上到处都是逃离的人群,在快到机场是,各色人等将去路堵得水泄不通,无奈之下蒋介石一行只得弃车步行,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到机场。
当时机场上除了蒋介石的专机有专人守卫外,其他停靠的飞机上都塞满了人,全部超载。
衣复恩(蒋介石的专机机长)后来回忆说:“在起飞命令下达后,我驾驶飞机起飞,当时非常危险,我在飞机升空后,向下望去,有几架运输机和教练机都着火了,原来另外一架飞机升空后超载又坠了下去,结果引发了大火。”
蒋介石是11月30日凌晨3时多离开的,在他走后不到1个小时,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就占领了白市驿机场,而当天下午,整个重庆市区也被解放。
衣复恩驾驶的专机在成都降落后,蒋介石连胡宗南都不大相信,他选择住在北校场中央军校中的黄埔楼里,在军校负责蒋介石安全的,除了俞济时带去的卫兵外,内外围警戒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军校学生,在蒋介石看来,这些学生兵才是最可靠的。
在蒋介石到成都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一个叫刘自新的国军中校在青城山的上清宫里自杀,他在自杀前写了封遗书,里面的大意就是对时局悲观,自己是以死明志云云。
刘自新自杀一事,成都的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而在12月2日的下午,中央军校一个叫文钰的上校,也在其办公室内服毒自杀,死的时候手里还拿了本总理遗训。
刘自新之死在军校内并无引起多大波澜,但是文钰的死却让军校的学生们人心惶惶,蒋介石也是非常的烦闷。
12月3日下午,为了给军校的师生们打气,蒋介石在张群、蒋经国、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在中央军校搞了一次检阅,并做了训话。
军校里一些顽固的学生兵对蒋介石的检阅非常兴奋,他们还制作了一面锦旗,几个人咬破手指,写了血书,由女学生何知言、徐志清将锦旗献给蒋介石。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在20多天后,这些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学生兵,在西撤时被已经起义的刘文辉部队包围,他们未加抵抗就投降了,向蒋介石献旗的何知言、徐志清后来经过学习改造后,还加入了解放军。何知言、徐志清后来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何知言在战斗中牺牲,徐志清也负伤立功。
蒋介石到成都后,发现城内早就乱成一锅粥了,留在这里的国民政府的大员们,根本没有人愿意与“成都共存亡”,这些部长、次长、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上将、中将等各类人士,都忙着花重金购买去台湾的飞机票。不少大员们拿着金条守在机场,只要有飞机降落,这帮人就一拥而上,一些人还为了抢机票而打得头破血流,除了阎锡山、陈立夫、顾祝同、胡宗南、朱家骅等少数人有调配的专机等候,大部分人只能是自求多福了。
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邓锡侯在彭县通电起义,与此同时,解放军离成都也越来越近,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逃离的问题了。
刘文辉起义后,武侯祠附近驻扎着刘文辉第24军的一个营,说是一个营实际上由于几股川军的陆续加入,这里的川军超过千人,而蒋介石要从中央军校乘车前往机场,武侯祠这里是必经之路。胡宗南为了蒋介石离开时的安全,在12日下午,在军校的操场上部署了10辆战车。
13日深夜,蒋介石正和蒋经国讨论离开的相关事宜时,俞济时匆匆跑来报告说:“学校的前门外面有大批可疑的人出没,如果出前门出恐怕有危险,为了安全考虑,等一会走的时候,是否先从后门出去,然后让战车绕到后门护送出城。”
蒋介石听了之后,勃然大怒,大骂说:“我来的时候是从正门进来的,走的时候也必须从正门出去。”
俞济时见蒋介石动怒了,吓得不敢再多说,连忙出去部署离开事项去了。
接着,蒋经国给盛文(成都警备司令)打电话,让其派出一营人来,在军校前门警戒,不要让闲杂人等接近。
晚上11时左右,蒋介石和蒋经国、俞济时等几个亲信来到了军校前门,蒋介石和继续留守的顾祝同等人握手告别后,坐上了汽车,在军校一个大队的学兵及10辆战车的护送下,前往城南的新津机场。在蒋介石前往机场的同时,胡宗南指挥优势兵力很快将武侯祠附近的刘文辉部击退。
就在蒋介石的车队即将抵达新津机场,众人都松了口气时,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附近的游击队发现了车队,组织兵力拦截,不过游击队兵力有限,所以未能迟滞车队的前进。
来到机场后,蒋介石从汽车中走下,他对一路护送的学兵们挥了挥手,然后就直接上了专机,提前赶来等待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被蒋介石晾在一边。
上了飞机后,蒋介石心情一下放松了,便将王陵基叫上飞机叮嘱了几句,之后蒋介石又向站在飞机外的胡宗南等人挥手作别。
随着衣复恩驾驶飞机腾空而起,蒋介石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踏上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