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汉）司马迁-《史记》
去年，自称混元形意太极掌门人马保国，因比武失败后的一句：“年轻人不讲武德”，这句惊人之语在社交网络上走红，也让“武德”一词成为了众人心中广为流传的热词。
那么什么是“武德”？在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春秋战国时代，“武德”又有哪些发展与演变？所谓的“武德”从古至今一直都在。
西周春秋时代的贵族武德
西周时期，宗法礼乐制度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贵族社会，由周公创制的礼乐制度，以周礼规范了各级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西周及尚未完全“礼崩乐坏”的春秋，贵族们不仅在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方面要遵守一定的礼制，甚至在战争中也必须遵守战争礼—即西周春秋时代的“武德”。
如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不鼓不成列、不逐溃兵、见到对方国君非但不能攻击，反而还要行礼等等。比起后世战争中的尔虞我诈，西周春秋时代的战争更像是一场规则明确、公平公正的贵族比武大赛。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就是春秋时期战争武德的典型代表，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之后，华豹弯弓搭箭向公子城射了一箭，但并未射中。
正当华豹准备再一次搭箭上弦时，公子城不屑地朝他喊了一句：“不更射为鄙！”。也就是说按照战争规则，我们双方应该是一人一箭，你已经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轮到我了，你不守规则岂不是太卑鄙了。华豹听后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被公子城一箭射死。
以我们今人的眼光看来，战场上兵不厌诈，华豹的行为无疑是愚蠢的，但当时的史书却并未嘲笑华豹的愚蠢与迂腐，而是认为他以生命坚守武德，捍卫了作为贵族的尊严。
在泓水之战中因坚守武德，而最终输掉战争的宋襄公被今天的我们嘲笑了多年，然而同时代的史官却给予了宋襄公极高的赞誉：“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即使是周文王那样的古圣王，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
春秋霸主中也不乏追求武德之人，春秋首霸齐桓公在驱逐山戎、消灭孤竹国之后，为“诸侯相送，不得出境”的礼节赠地与燕国，这何尝不是一种武德？
楚庄王在取得了楚晋泌之战的胜利后，拒绝了用晋军尸体筑台以炫耀胜利的建议，还说：“夫文，止戈为武”，这便是“止戈为武”一词的起源。
在贵族传统早已断裂两千年之久的今天，我们很难理解春秋时代的贵族武德，因此才会去嘲笑宋襄公的愚蠢迂腐，殊不知宋襄公的愚蠢与迂腐，正是今天被许多人大力吹捧的西方贵族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的体现。
在春秋贵族看来，战争的胜利固然重要，但战争是否能“赢得漂亮”、“赢得高贵”更为重要。如果依靠阴谋诡计进行战争，那么即使最后取得了胜利，这样的胜利也是“胜之不武”，会为天下人所不齿。
战国时期武德的演变
进入战国时代后，春秋时代的称霸战争开始演变为更加激烈的兼并战争，原有的西周分封体制遭到进一步的破坏。铁犁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推动了井田制的崩溃与土地的私有化，新兴的士阶层开始崛起，建立在旧的宗法礼乐制度上的贵族阶层日趋衰落。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武德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春秋时代，各国军队大都由贵族组成，战国时代由于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农民开始大量参军逐渐取代贵族成为军队的主力。因此贵族的武德在各国军队之中开始衰落，战国时代的战争也逐渐进入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兵者诡道也”时代。
如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便将战争的胜利作为进行战争的唯一目标，军功也成为了加官进爵的首要条件，而非贵族血缘。没有了贵族武德，战国时代的战争也日益残酷，秦赵长平之战后，秦军将领白起为消灭赵国青壮年力量、打击赵国的战争潜力不惜下达坑杀40万赵军俘虏的残酷命令。
从此事可以看出，经过由春秋到战国的巨变，战国时代的武德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春秋时代的武德在于公平较量、赢得“漂亮”，而战国时代的武德则是不惜一切取得胜利。最终彻底抛弃春秋贵族武德的秦国，依靠强大的武力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制王朝-秦朝。
随着秦帝国的建立，先秦时代的贵族传统，和贵族武德也正式成为历史，此后的战争中“公平较量”是罕事，“兵不厌诈”才是常态。
社会存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意识产生变化
从春秋到战国，武德的演变也印证了唯物史观中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贵族阶层赖以生存的西周封建体制的瓦解，贵族阶层普遍衰落。既然贵族社会走向没落，作为贵族社会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贵族武德也自然会走向消亡。
任何时期的武德，必然会和那一时期的社会存在相适应，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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