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
当卡佛谈论自己时卡佛在谈论什么？或者当别人谈论他时又在谈些什么？新近出版的《雷蒙德·卡佛访谈录》从二十三篇重要访谈中清晰完整地刻画了这位作家的创作理念与创作发展脉络，真实地记录了他的“两次生命”。
今晚的夜读节选自其中两篇访谈及作家本人的演讲录。从不同的角度进入短篇小说的世界，而卡佛坦率、不做作的风格让正式访谈变成了一种亲切的交流。
吉姆·斯潘塞访谈
好小说没有捷径
短篇小说之王雷蒙德·卡佛在他办公桌侧面的墙上贴着几张三乘五的卡片。卡片上写满了其他作家的智慧，用来提醒他自己手头的工作。其中一张上印着已成为卡佛第一戒律的引自庞德的一句话：“表述的基本准确是写作唯一的道德标准。”印在另一张上的是契诃夫一句话的一部分，使人想到他可观的文学手段的奋斗目标：“……突然，一切都变得清晰了。”
毫无疑问，周四将要在欧道明大学第五届年度文学节上授课和朗读的卡佛在处理他的题材时，并不做出清晰的解释。通常他也不在小说里做了不起的声明。他是以身作则的老师；不是用他自己，而是他十几年里创造出来的人物。他们在现代生活紧张的，有时候甚至是自相残杀的社会冲突中挣扎，经常在瞬间受到某个单一事件的影响。他们在五千个左右的单词以后消失，被另一个人物所取代。
说这些小说留下悬而未决的事情未免过于浅显。这么下结论也错失了像卡佛这样的短篇小说家的关键点和创造力。四十四岁的他不像也将参加欧道明大学文学节的艾伦·金斯堡和肯·凯西那样，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也永远成不了。名声属于革命性的诗人和给上座电影带来灵感的小说家。短篇小说家在艺术殿堂刻出一些浅坑。卡佛曾在爱荷华大学和加州大学任教，过去三年在雪城大学任教。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期望值很低。”在周三的电话采访中他承认，“在这个国家，做一个短篇小说家或诗人会让你生活在默默无闻里。”
卡佛从男人或女人的角度来写，有时用第一人称（“我从来没见过巴德的老婆，但有一次，我在电话里听到过她的声音”），有时则采用第三人称（“他感到他的侧面一阵突然的剧痛，他在想象他的心脏，想象他的腿被折断了，想象他被重重地摔到楼梯的底层”）。他的风格无法用一个更好的术语去概括，是人们熟悉和常见的——简短生硬的句子，字和词像说话一样重复，不像是文学作品。
“我想用说话的语言来写小说。”他说，“用人说话的语言。我可能要把一篇小说写上十五到二十遍。如果初稿有四十页，小说完成后很可能只剩下二十页了。艺术看似不费力气，但还是需要做一些工作。”
“小说不可能没有出处，”他说，“它们有来自现实生活的参照点，像我无意中听到的几句话。比如，一次我无意中听到有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这将是最后一个被你毁掉的圣诞节。’这句话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了好一阵。”
最终，围绕那句话他构造了一篇小说。
“我的小说出来得更快了，”他说，“和过去比，我写得更有把握也更有信心了，也许是因为我年纪大了。”
或许是他开始认清自己了。几年前，卡佛接受了一家出版社长篇小说的预付金。他开始写，两周后放弃了。“我失去了兴趣。”他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写长篇，但是我不给自己压力，因为作为短篇小说家我是成功的。”
或许，他应该在办公桌侧面的墙上再钉上一张三乘五的卡片，这次是他自己的箴言。“一个好的短篇，”雷蒙德·卡佛说，“胜过十部糟糕的长篇。”
汉斯马尔滕·特龙普访谈
好作家用他的想象说服读者
1982年死于摩托车事故的作家约翰·加德纳对卡佛写作的影响最大。60年代初期，卡佛进入奇科分校，师从加德纳学习写作，当时加德纳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我为能师从一位真正的作家而着迷。”卡佛说，“小时候我写过小说，但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尽管如此，但他还没有发表过作品这一点让我感到失望。有人说出版社觉得他的短篇和长篇都太难懂，他不管去哪儿都带上装着书稿的箱子。
“加德纳估计我没有一个安静的写作场所，他知道我拖家带口。一天，他给了我他办公室的钥匙。这一友好姿态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给了我钥匙。我知道他期望我通过努力写作保留它。我这么做了。”
“每个周末我都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身边堆满了装着他书稿的箱子。《镍币山》就放在其中一个箱子的最上层。我记得那部小说多年后才得以出版。正是在那间办公室，面对那些书稿，我第一次认真尝试成为一个作家。”
“加德纳认为好小说必须有开头，有中间部分，有结尾。他经常走到黑板前，画出他的想法的结构。他画出高峰、低谷和平坦的部分来说明故事线。我不太懂他说的。不过，我确实从他对小说的口头评论里学到很多。他让我们在课堂上大声念出那些小说，然后他会问他自己，大声地，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比如，在小说的最后一句才透露一个残疾人有残疾。‘这么说，你觉得直到小说结尾才告诉读者你的主要人物没有腿是个好主意啰？’他会带点挖苦地问作者。任何向读者隐瞒重要信息的讲故事手法在加德纳看来都是欺骗；你在写作中要尽可能地做到诚实。”
“诚实写作是一个一直留在我身上的东西。我在教授作家研习班的时候也总是强调这一点。不诚实是初学写作的人最常犯的错误。没有经验的写作者经常感到有必要使用他们学来的词语，那些写在纸上‘好看’的词语；或是不能准确表达作者本意的词语；或是表达虚情假意的词语。”
“在我一篇名叫《一件有益的小事》的小说里，一个小男孩死了；他的父母曾去面包房给他定做了一个大生日蛋糕。我从来没有失去过儿子，但是我有过害怕自己失去孩子的经历。我就想象他们最恐怖的死法。我的想象而非实际发生的事，让我能够写出那篇小说。但是通过尽可能准确地表达我的想象，我让那篇小说具有可信度。因为我是带着对我的想象的坚信写的。好作家用他的想象说服读者。”
甚至在他年轻的时候，卡佛——现年四十六岁——就通过幻想的力量来改变身边他所谓“乏味到死”的现实。
他在华盛顿州木匠和伐木工聚集的小镇上长大，在他家，《圣经》是他的酒鬼父亲唯一拥有的书。“他确实给我讲过参加内战的曾祖父的故事。”卡佛说，“不过除此之外，我不得不依靠我的想象。等我长大了一点，我自己读了一些书，大多是赞恩·格雷的西部小说。也许是我父亲激动人心的故事让我开始写作。还有我的生活如此无意义和空虚这个事实。我读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比我自己的生活有趣得多！我是一个梦想家，我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想象里。这就是我开始写作的原因。不然的话太无聊乏味了。”
“我写的东西大多数与我自己有关，尽管我从来没有写过自传性质的东西。不过我不是一个自恋型的作家，或者说不比其他作家更自恋。作家写他知道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是他本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写的小说与我知道的世界有联系，我正生活其中或曾经生活过的世界。它们连接起我和一个部分真实部分想象的世界。我的想象。”
雷蒙德·卡佛演讲录
好的编辑有一双好眼睛
要是手里没有一支铅笔，我没法去读别人的小说，无论是学生的还是作家朋友的。如果有人给我一份书稿，对我说“读一下”，我会假设他想请我把它改得好一点，提一点建议。我在加州帕洛阿尔托一家出版公司做过几年编辑，以此为生。所以读稿件的时候，我需要一支铅笔。我让我的学生采纳有用的建议。如果你觉得是对的，就采纳。十有八九，一个建议会有点用处。如果觉得不对，就离它远点。不要采纳。坚持你自己的想法。
我有一篇随笔刚被一本叫《影响》的书收录了，哈珀与罗出版社将于明年11月或12月出版这本书，编辑特德·索罗塔洛夫把这篇随笔复印了一份寄给我，告诉我他们对这篇随笔有多期待。他请我看看他给出的建议，如果我能接受，他们会做相应的改动。他提了一些建议，他的建议一语中的，百分之百正确。真的是这样。我当然不会对他说：“我的随笔不能有任何改动。”那么做是愚蠢的。他所做的只是给出建议，而且，哇，绝对正确。我当然做了这些修改。他是对的。这才是编辑的作用。好的编辑真是少之又少。
有些在出版社供职的编辑真的就不该让他们进那个门。他们不懂语法。他们不懂句法。看见好的措辞也不会明白。他们连与作者打交道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懂。
还有就是像麦克斯韦尔·珀金斯这样的编辑，他是海明威的编辑、托马斯·沃尔夫的编辑、詹姆斯·琼斯的编辑。他是一个天才。他不像沃尔夫的诋毁者声称的那样在帮沃尔夫写小说，但是他给沃尔夫提建议，让他去删减。沃尔夫会拿着一大摞书稿进来——五千或一万六千页。珀金斯很有耐心。这些书稿他读得足够多，因此了解“问题出在哪里”。要做的只是理出头绪。他坐在沃尔夫边上，开始建议删除：“删掉这个。你知道这里不需要这些废话。删掉这个。”
《天才捕手》剧照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对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做过同样的事情。比起现在出版的版本，海明威这部小说最初在开头处多三十页。两三年前，《安泰俄斯》出版了菲茨杰拉德帮助海明威删掉的那些书页。它们是《太阳照常升起》的第一章，被删掉的第一章。菲茨杰拉德读了书稿后说：“哎呀，你这里有点问题。小说不应该从这里开始。应该从科恩那儿开始，从拳击冠军而不是普林斯顿那儿开始。”菲茨杰拉德的删除完全正确。
埃兹拉·庞德对T. S. 艾略特的《荒原》做过同样的事情。这首诗现在的长度只有庞德开始修改它时的一半都不到。庞德是一位天生的编辑。他是芝加哥发行的《诗歌》杂志的驻欧编辑，常对稿件做大幅度的修改。他会寄来欧洲作家的诗歌，比如象征主义的诗歌，如果诗里有一段或一节他不明白（他不清楚或不喜欢），他就直接删掉它。有些时候，他会改写其中的一节，让诗更好一点。我从来没有听见谁抱怨庞德。他也帮助过W. B. 叶芝。他手拿铅笔坐在叶芝边上，说：“威廉，你看，把这儿修改一下吧。”
编辑会对你有帮助。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写作老师或好编辑，你会轻松很多。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写。有时他们也能写。但是他们有一双好眼睛。
《天才捕手》剧照
我曾经得到过一些有帮助的建议。但不算多，那是因为等到写完某个东西后，我会腻味得不想再碰它一下。我已经经历了把逗号拿掉又放回来这类事情。当然，如果有人提出一个会改进我小说的看法，我会很高兴地予以考虑。
今年春季我读了福楼拜的书信集，每周一次（他在巴黎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写作期间），他的一个好友会去看望他。住在巴黎的人嚷嚷着让他回来，待在有刺激的地方。而他却说：“我不想住在有刺激的地方。那样我无法工作。”
他待在这幢乡间别墅里，和他母亲住在一起，写作《包法利夫人》，他以为一年就能写完，结果却花了五年的时间。不过他按时完成每周的写作计划。有时候他工作一整天，却只写出一段。接下来他也许有运气好的一周，能写出二十页。他的这位朋友会读他写出来的东西，充当他的编辑。他会说：“这里需要删掉。这里需要变一下。这里需要修改一下。”甚至就在《包法利夫人》送去印刷之前，福楼拜的这位朋友说：“结尾的这三十页必须拿掉。”福楼拜看了看，同意了，把那三十页拿掉了。
所以说要接受别人的建议，如果它来自你信得过的人，有多少接受多少。利用它。这个比喻有点牵强，但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建造一座大教堂。最主要的是把这个艺术品建造出来。没人知道谁建造了这些大教堂，但它们屹立在那里。
埃兹拉·庞德说过：“至关重要的是写出伟大的诗歌，是谁写的并不重要。”
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内容选自
马歇尔·布鲁斯·金特里、
威廉·L. 斯塔尔/编
小二/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unsplash、电影剧照
1981·文学报40周年·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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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部好的短篇小说胜过十部糟糕的长篇丨此刻夜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