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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与综合国力的快速崛起，如今的中国，取得了多个领域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在国际上提起“中国”，很多国际友人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甚至前来中国“取经”。
按理说，实力强大的国家+一系列领先的管理实践，必然能造就中国管理学术体系在国际上的绝对“话语权”。然而现实却是，还不够有话语权。这是为什么呢？
在日前由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主办的2019’东沙湖论坛——中国管理百人会上，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波以《中国管理学术体系的话语权》为题，指出了当下我国管理学术体系在提升话语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提出了切实建议。
学者简介：吴晓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中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浙大EMBA《战略管理》课程师资。研究领域：创新管理；全球化制造与创新战略；信息技术与管理变革；包容性创新；大数据背景下的商业模式创新等。
（本文摘选整理自吴晓波教授现场演讲，整理：东沙湖论坛公众号）
改革开放以来，BAT、美团、华为、中兴……发生在各类大型企业中的“中国故事”越来越多。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
但在构筑中国管理学术的话语权体系方面，我们还需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引导国际学术界对此展开研究和讨论。
讲到哲学社会科学，其实离不开亚里士多德体系。很多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的原因是，现代知识体系的底层框架是古希腊学者们提出来的。
其实中国各种小智慧非常多，但如何才能变成一种大智慧？知识代表的不光是认识物理世界、自然世界、人与人的关系，还要往上提升成为认识论，变成一种理论。
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很多，但要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才是关键。而智慧上升为理论靠得是思辨能力，这是值得反思的基本架构。
今天，国际会议上能听到的中国声音很多，但在中国管理学术体系的话语权方面，还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是一项重大挑战
语言是话语符号，话语是思想载体。那么中国丰富的古代思想怎样才能成为让世界能理解的思想？
如今，我们做得还不够的原因，不在于没有推出某种所谓的世界通用语言，而是不够兼顾“民族性”和“世界性”。
因为世界性语言的产生，并不是简单地创造一组纯粹的符号，而是要有一个思想的载体。所以我们要避免“自说自话”或“亦步亦趋”，使构建话语体系在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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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管理学术话语体系不等于“造新词”
管理话语表达的基础是“概念”，因此我们需要基于中国管理情境开发新概念。但现如今中国管理学术圈存在一种“攒造新词”以哗众取宠的不良风气。
管理话语表达的基础虽是“概念”，但我们不能随意编造出各种各样的概念。特别是在讲概念时，要从源头、思辨的基础上一步一步溯源过来，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否定他人。
因此，话语权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扬光大。
要考虑语言之间的互文性
汉语具有天然的独特性，富含“缄默知识”，许多汉语词汇都难以找到准确的外文对应词。中文翻译成英文，词义很难表达清楚；英文翻译成中文，也同样难翻清楚。
比如，阴阳、道、悟…，很多人都拿不出好的译词。汉语词汇非常丰富，文字十分简洁，在联合国文件里，中文也总是最薄的版本。所以语言之间的互文性，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大力发展扎根中国管理实践的质性研究
现在，大学商学院、管理学院的很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看上去在国际通用话语体系上越来越通用化，但越来越多的论文缺乏思想。
话语权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创新理论体系，源于实践而总结的思想。讲好中国管理故事，凝炼标识性新概念，离不开扎实的“定性研究”。
定量与定性如何平衡？近十几年来，中国在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都是定量的，具有中国自己学术话语内容的却鲜有所见，尤其是基于案例的深入系统分析。
案例的分析方法有很多种，单案例、多案例，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可以由各种各样的编码系统来做。我们需要用好的手段，通过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深入进去”“表达出来”，将中国案例通过科学方法表述出来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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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力提倡扎根中国管理实践的自信研究。所谓自信研究，是以定性为基础的研究，只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才能真正产生中国管理思想、管理体系。
在学界形成理性批判风气
要大力加强批判性。各说各的，缺乏争辩争鸣，但“一知半解“地对经典理论“大张挞伐”，也不可取。
很典型的就是网红效应明显——通过极端化的论点和观点吸引“流量”，非理性批判形象陡然变得强大。但自己一知半解，马上否定别人，或将别人推向极端，以证明自己某些概念的高明之处，这是有问题的。
纠正浮夸风气，既尊重权威，又不迷信权威；既尊重经典，又勇于创新。学界需要一个生态系统，提供更多自由辩论的空间和机会。
比如，在国内一些杂志上开设争论性专栏，或有意识地发表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让学者相互争论、思想碰撞，真金不怕火炼，才会有好的思想诞生出来。
大力发展“人文教育”，
着力培养中国管理学术精英人才
培养青年一代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如今，年轻人的思辨能力、哲学能力、悲鸣之情从幼儿园到小学，一直被大量地灌输，但人文素养的培养还不够。
能提出有价值理论的人，需要有非常好的人文素养和精神以及哲学思辨能力。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管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既涉及人文知识，又需要科学修养。时代呼唤既具有人文关怀、悲悯情怀，又具有独立精神、创新精神的管理学者。
构建管理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学者要充分发挥更主动积极深入实践的健康作用；政府部门应改革机制，致力于塑造生动活泼、百花齐放的良性局面，允许有各种大胆的创新尝试和探索。
我们要充分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大发展机遇，抓住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全球性重构的重大“超越追赶”战略机会窗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情景假设前提的变化
机械化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电气化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自动化促使第三次工业革命诞生；智能化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工业革命与科技强国的崛起以及万物互联，带来了AI、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而现有的管理理论大多是建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基础上的认知，缺乏在第三次、第四次产业革命上的认知。
理论的研究，特别是管理理论的研究，与情景相关。这个情景很典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产业革命在崛起的过程中产生科技强国；科技强国讲求创新，创新不单纯是一种科技，而是要产生经济效应，它与经济紧密相连。
而在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崛起的过程中，管理发挥的绩效非常大。但管理原理和管理最基本的规律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企业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冲在世界前沿。尽管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当中国在很多方面与他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所带来的机会是我们从已有企业实践中看到很多的C，这些C在原有管理理论中缺乏系统总结和提升，有关第三次，尤其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关键理论，并没有真正呈现出来，而这就是我们能站在新起跑线上去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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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炼基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C理论”
当我们将西方管理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国管理实践时，一些中国现象与源自西方情境的理论是矛盾的。因此，是时候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C理论”了。
之所以被称为“C理论”，是因为这是一种源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它最大的崛起机会是研究中国跑在最前面的企业，即研究“领头羊企业”是怎么做的？是完全按照西方体系在做，还是完全按照东方古代管理思想在做？
比如基于互补性的竞争力、灰度与包容。华为的实践是讲求奋斗，公司不上市。华为的股东体系、公司的治理结构与以往很多公司都非常不一样，但仍然能产生非常好的绩效。
回归本源：为什么而研究？
我们要回归本源，用一个框架来看，管理学的本质是研究价值的创造，又如何被合理分享？怎么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在机制中价值是怎么实践和提升的？管理理论较多的是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我们需在这方面进行更多投入。
1）超越追赶
超越追赶（Catch-up & beyond）变革（Change）权变（Contingency）非线性（Chaos）危机与学习（Crisisbased un-learning）互补性（Complementarity）跨界（Cross-boundary）竞合（Co-competition）灰度与包容（Compromising）奋斗者为本（Contributor-based）……
“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研究的是管理学的本质，是价值的创造与合理分享的循环机制，是人的价值。而学者的责任和价值就在于：质疑常识，挑战常识，建立新的常识。
2）RRBM社群
RRBM社群是致力于激发、鼓励和支持可信且有用的商业与管理研究组织。始于2014年，EFMD委托徐淑英教授组建专家团队探索商学院开展学术研究中遇到问题后的解决方法。
2016年，来自5大商学领域的24位资深专家学者及PRME、EFMD、AACSB、 Aspen Institute四大组织正式组建RRBM社群。
2017年，RRBM社群发布“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愿景：创造可信且有用的知识”，立场宣言：A Vision of Responsible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triving for Useful and Credible Knowledge。
3）2030愿景
我们提出2030愿景：
全球的商学院和学者都成功地将自己的研究关注于“负责任的科学”，将最扎实的知识直接或间接用于解决重要商业和社会问题；并将负责任研究的原则延伸到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中增进全人类福祉；使商学与管理研究成为“负责任科学”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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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责任科学的七项原则
我们提出负责任科学的七项原则：
一是服务社会：创造有益于当地与全球商业与社会的知识，帮助实现创造更美好世界的终极目标。
二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在不牺牲学术独立性的前提下，鼓励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研究过程。
三是影响利益相关者：开展能对不同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的研究，尤其是有助于创造商业与社会更美前景的研究。
四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同时鼓励理论领域的基础知识创造与应用领域解决当前迫切问题的研究。
五是注重多元性与跨学科合作：鼓励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学术形式与调研类型的多元性以及跨学科合作，以反映商业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六是科学的方法论：无论是定性或定量研究，或者是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均采用严谨的科学方法与流程。
七是广泛传播：采取各种形式的知识传播，共同推动基础知识与实践的发展。
5）为商业与世界更好的明天，做负责任的研究
徐淑英教授说，要实现“愿景2030”，需要研究生态系统里的所有参与者，包括期刊编辑和出版社、学术机构带头人、学者、博士生、院校领导、商学院协会、认证机构、基金资助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商学院校友会、社会团体、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达成共同的目标——重视严谨的学术研究，以帮助解决重大挑战，创造可化为行动的知识。
“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做出贡献。商业和管理学研究同样可以、也必须以此为己任，通过负责任的研究，不断挖掘其建设更好世界的潜力。”
6）建立超越追赶的创新战略“新常态”
任正非说，“我们总是在稳定与不稳定、平衡与不平衡的时候，交替进行这种变革，从而使公司保持活力。”
现有管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有效的分工与协作体系，通过管理实现并提升绩效。华为通过迭代、试错、流动、不确定性、灰度，使打破平衡成为一种常态，并建立和竭力维护稳定的平衡。
但我们看到，跑在前沿的企业所信奉的管理哲学是主动打破平衡。这已是一种常态，像以华为为代表的公司最为普遍，阿里巴巴也是这样。很多企业都是从一个新的体系崛起，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机会。
历史上产业革命催生了强权，或强国的崛起，背后都有管理理论的崛起。
在英国有《国富论》劳动分工理论；在法国有《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十四条管理法则；在德国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官僚组织理论；在美国有《科学管理原理》人际关系理论、需求层次理论、决策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竞争战略；在日本有《Z理论》“全面质量管理”“精益生产”；在中国有“C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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