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当过大学教授的小学毕业生不配提名诺贝尔 沈从文神奇的文学路

没当过大学教授的小学毕业生不配提名诺贝尔奖。

有一位文学大师，自称乡下人，他只在家乡的小学读过几年书，十几岁时在军队里做文书，收入微薄的薪水。20岁出头成为北漂，后来去大学任教，娶了自己的学生一位大家闺秀为妻，成就一段师生恋的佳话，最后成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两度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说起来顺顺当当，听起来平步青云。

没错。他就是沈从文。为爱，他可以万念俱灰而不忘初心；他是民国学历最低的教授，却是一位大文学家，被胡适盛赞：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他的作品细腻娟秀，如山水画卷一般，读完好似有一片片花朵的沁香入心间；他的一生坎坷，受尽苦难与白眼，终得圆满。

从文，这两个字，就知他的人生归属了文学。人言，大丈夫要想名垂青史，或是做“封疆大吏”，或是去“著书立说”，大致就这两条路。沈从文，则显然是选择了“著书立说”的道路。

纵观中国近代这些文学大家，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很好的家庭背景，让这些作家们有接触高校学习，或者留学的机会，进而深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中流砥柱。比如鲁迅，出生书香门第，有机会去日本留学；钱钟书，家里条件极好，和杨绛这样的才女结为连理；除此之外，徐志摩、梁实秋、郭沫若、巴金、胡适等等文学界名人，无一不如是，唯独沈从文是个例外。

本文从他的文学作品、青年经历、恋爱婚姻三方面谈起。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1902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西部的凤凰县，他在兄妹九个里排第四。

当时正是腐败透顶的晚清末年，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他高小未毕业就去部队做了抄写文员，因为他的字写的好，写文章有些天赋，长相文质彬彬，在当时的环境中算是文化人。后来他所在的部队打了败仗，他所幸还活着。

他决定到北京去闯一闯，打算去那里半工半读，畅想着可以通过考试入大学学府，他说“知识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决心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

到了北京一切比想象得还要艰难，北伐战争的年代，许多人流离失所，他去找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他的姐夫大学毕业也找不到一份有保障的工作。他说：“想要讨要一点资助，乡下人的自尊让我开不了口”他们也没有给钱给他，但送给他一句很受用的话：“既为信仰而来，就要坚守信仰，因为除此外，你一无所有。”

沈从文的一位远房表哥，通过关系给他找了一间之前装煤球的小屋，可以免费住下，沈从文窝在这样一间发霉潮湿的小屋。他苦中作乐地叫它“窄而霉小斋”没有任何保障收入的他只能节省开支，每天准备两个馒头，一点点咸菜，宽裕的时候可以一天两顿，就这么对付。

他参加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考试时却一问三不知，主考官十分同情他，把两块钱的报考费退还给了他。好容易考上了中法大学，却交不起28块钱的住宿费……从这时起,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当时,北大实行开放的办学方针,学校的大门向一切渴望学习的有志之士敞开,不仅允许他们自由地听课,还允许旁听生们使用北大的图书馆博览群书。

在和文学青年的交往里，他产生了写作欲望。想要写小说，他不仅要学新式标点，还要从头学白话文。写的稿子，却很少有稿子被采用，去报社询问时，还要被门房索要一毛钱小费。身上的钱越来越少，沈从文的生活变得极度困窘，用他的话说，就是每天要想尽办法，才能“找些东西来消化消化”。

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段岁月，还是感慨万千：

“我到北京，当时连标点符号也不晓得，去那里，是想摆脱原来那个环境，实际上打算很小，想卖卖报纸，读读书。一到这个地方，才晓得卖报纸没有机会，卖报纸是分区分股的，卖报不行。后来发现，连讨饭也不行，北京讨饭规定很严，一个街道是一个街道的，一点不能‘造反’！”

他甚至想过卖身当兵。一天，饥饿难忍的沈从文看见“北京当时什么奉系直系军阀，一个排长什么的，在枪口上插个‘招兵委员’的旗子”，便也跟着他们后头跑，走到天桥杂耍棚那边，要按手印，按一个手印就可以领到饭费，到了最后，沈从文还是溜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沈从文在北京

在濒临绝境的时候，沈从文尝试着给作家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接到沈从文的求助信，郁达夫决定去看望沈从文。那一天下着大雪，看到沈从文在冰冷的屋子里发抖，郁达夫就把身上的羊毛围巾摘下披在沈从文身上。

这一上午，他们说了许多话。沈从文讲，郁达夫听。

沈从文告诉郁达夫，他到北京来，主要是为了取得一个国立大学的头衔。在沈从文看来，只要能从国立大学毕业，至少以后的生计问题可以解决。沈从文还说到了自己的家庭，说是四五年间没有见到母亲和妹妹了，连她们的生死都无从知晓。

沈从文对着郁达夫说了很多很多，郁达夫静静地听着。在后来的文章里，郁达夫这样解释：“我今天上你那公寓里来看了你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郁达夫请沈从文到吃了一顿饱饭，当时郁达夫拿出五元钱除去饭菜钱身下的三元三角塞到了沈从文的手里，那时郁达夫一月的工资才30元，沈从文的稿费最多才7毛钱。

郁达夫

此次相见郁达夫深受触动，回去写了一篇《致青年的公开信》：

“佩服虽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哪一本书上翻来的？”“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你能保得住你毕业的时候，事情会来找你么？”“我说了这半天，不过想把你的求学读书，大学毕业的迷梦打破而已。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

郁达夫给沈从文的信，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生存状态是多么的艰辛，当时整个社会的局面就是一个烂摊子，预示一个旧的社会需要打破，造就一个新世界。黎明前的黑暗找不到出路，一批有志的文人，彷徨、无助、苦闷、穷困潦倒的状态。

一餐饭、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一句“好好写下去”，还有一篇当头棒喝的文章，给了一个在寒冬弥留的游魂一把烧得正旺的柴火，沈从文的命运从此改变了。

半个多世纪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访问沈从文时记载：“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

这一年的12月，在郁达夫的介绍下，沈从文终于在《晨报副刊》登出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遥夜》，得到北大教授林宰平的欣赏。

1927年，沈从文第一部小说集《蜜柑》出版，标志着他正式走入文学殿堂。他的作品越写越多，也为后来认识更多的文人做了通途，徐志摩、朱自清、胡适等都颇为赏识他的文章。

后来，有熟人告诉他，《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曾经在编辑会上，把他寄来的未刊用文章叠成一摞，说这是大作家沈某某的作品，然后团成一团，当场扔掉。

人总是有人欣赏有人诋毁。

1929年8月，因为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破格聘请沈从文任国文系讲师，主讲新文学研究和小说写作。这一年，沈从文二十六岁。也就是在这里，沈从文认识了后来的妻子，他的学生张兆和，可是他的追求之路，万念俱灰，也不改初心。

26岁的沈从文，对18岁的张兆和一见钟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这句话用在现在也一样那么动听。

此后，也成为民国情书中的经典之言。

中国近代史里的“张氏四姐妹”，在知名度上仅次于“宋家三姐妹”。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在父亲张武龄的影响下，个个兰心蕙质。叶圣陶还曾说：谁要娶了张家四姐妹，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兆和是三小姐，熟读四书五经，通音律、习昆曲、好丹青。既美丽动人又有才情。

在中国公学，张兆和不一定是“校花”，但在沈从文眼里最美的没有之一。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

有一天，张兆和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写来的，信中只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你？”张兆和没有回信，接着是第二封、第三封。马上又寄来了第四封，张兆和不由愣住了，天下竟有这样“不自量力”的人！若这样没完没了的收信退信，何时是个尽头？干脆就给他来个不理不睬，看他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沈从文跟得很紧追得很累，而张兆和只是沉默。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方式，可沈从文不管这些，依旧勤快地写他的情书，寄情于信，每天一封，甚至一日几封。

男子因爱而变成糊涂东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变聪明一点，除非那爱不诚实。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生命一样的长久的。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爱你的肉体。爱情使男人变成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不过，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为着这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

信写得太多、太长、太大胆，张兆和终于受不了。她找到了校长胡适家，告诉校长，沈老师这样给学生写信可不好。

胡适，当时一心想撮合这对才子佳人。他劝张兆和：

沈从文顽固地爱你！

胡适苦口婆心地劝张兆和：“你只要给一点点爱，就能够拯救他的灵魂，更何况他那么有才华。你为什么不肯做做善事呢?”

张兆和：“可我顽固地不爱他！”

沈从文去找张兆和室友王华莲哭诉说，要是张兆和不同意同他交往那他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了，一是积极的康庄大道，二呢就是上吊跳楼闹自杀了，总要出一口气的。

这是一场单恋马拉松。人人皆知他在追她，人人皆知他爱得疯狂。整整三年，他的痴情已把她逼得无路可退面对旁人的劝说和沈从文的执著，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内心，终于动摇了。

“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有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 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 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 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 我总会记着 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 他为了我 舍弃了安定的生活 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

至此张兆和在她日记里写下这段话，至此也就默许了沈从文炙热的感情。

张兆和对他说：“我想问问父亲的意思，如果父亲同意，我会发报给你"。沈从文说：“好的，如果是好结果，就让我这个乡下人来喝杯甜酒"，所以张兆和后来发报内容是：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苦追4年后，他们竟然真就结为了伉俪，1933年9月，在北京中央公园与之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总之，这是一场用情书赢来的爱情。

婚后沈从文继续用情书来温暖爱人的心，继续用情书来表达未表达完感情。

沈从文独自一人去湘西探望母亲。在路途上，沈从文写下了很多温柔、动情、美丽的句子。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恻隐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暖和的房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凉。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他抚慰说：“三三，乖一点，释怀，我所有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他说：“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

他说：三三，我今天离开你一个礼拜了。日子在旅行人看来真不快，因为这一星期来，我不为车子所苦，不为严寒所苦，不为饮食马虎所苦，可是想你可太苦了。”

沈从文写到湘西的女孩子的时候，只要涉及到肤色总是黑。你看《边城》里面的翠翠，她的皮肤是黑黑的；《长河》里面的夭夭也是黑而俏。这些都是取张兆和的肤色的特点。

1934年编辑天津《大公报》副刊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

西山的月——谨以此文 献给我日夜思念的爱人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我的好人。你的眼睛还没掉转来望我，只起了一个势，我早惊乱得同一只听到弹弓弦子响中的小雀了。我是这样怕与你灵魂接触，因为你太美丽了的缘故。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几年中，他们的爱情经受了诸多考验。

北京失陷后，沈从文与几位知识分子南下，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了北京。张兆和在信中一再申述自己留在北京的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不方便；沈从文书信、稿件太多，需要清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的。

沈从文则不同。他对现实生活的困难似乎不怎么关心，仍旧沉迷在感情之中——对张兆和的思念、怀疑、惶恐、焦虑，各种感情交织一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沈从文在感情上孩子式的天真表现，也许令张兆和感到忧心，年轻的她不得不像大姐姐一样来应对这个大男人大作家的絮絮叨叨：“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张兆和曾写信给沈从文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沈从文全家在颐和园霁清轩。 后排左起为沈从文、张兆和， 前排左起为沈龙朱、沈虎雏。 摄于1947年

有人说张兆和不爱沈从文，如果不爱她怎么会有嫁给他呢？她可是一个新式的女子，接受新式的教育，在张兆和和沈从文结婚的时候，即便没有他爱她那么多，肯定也是爱着的。

婚后她一个千金小姐可以跟他过苦生活，可以因为没钱穿朴素的衣服，可以用她芊芊玉指洗手给他做粗茶淡饭，这不是爱是什么，什么是爱呢？

沈从文、张兆和晚年与两个孙女在一起

“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最富有的人了。”“六十多年过去了，而对桌上这几组文字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经历荒诞离奇但又极为平常，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多多少少必须经历的生活。有微笑、有痛楚；有恬适、有愤慨；有欢乐、也有撕心裂肺的难言之苦。——张兆和《从文家书》后记

因为爱情，因为相守的亲情，辗转半生，终究是相守到老。因为爱与情牵系一生。

1982年沈从文张兆在沈从文家乡凤凰

一个人的模样便是他的人，沈从文给人的印象是温和腼腆，他不浮夸，不摩登、不争斗、为人和蔼可亲，也总是在微笑，就是那么平静。如水一般，但他的性格又特别坚毅倔强，似山一样。沈从文的文学事业，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自己的理想中。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说，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越是知道他的伟大，我越为他一生的寂寞伤心。

冯唐说，只上过小学的沈从文比现在一百个博士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还大，体会中文的美，沈从文是必须要读的。

他的作品重点表现未被城市文明破坏的湘西世界。他说：“城市的人太匆忙，耳朵眼镜接触过多的声音光色，除了色欲意识，其它的感官都有点麻木，发现不了生活的本质美。这是都市人的不幸。

沈从文、巴金、张兆和、章靳以、李健吾

李健吾对沈从文作品的评价：“所有的人物都可爱，仿佛有意其实无意，他要读者抛下各自的烦恼，走进他的理想世界，一个肝胆相见的真情实意世界，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简单厚道的灵魂”

在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人情里，沈从文发展出特别敏感的感官能力和超人的记忆力、想象力；而乡民的蒙昧、军阀的残酷，又让他生出了沉痛感和悲悯情怀。这种对抗性的记忆来得太早太强烈，在写作中，他总是在潜意识里回避这样的心理创伤。他会用许多东西，比如美丽的女性形象、质朴的家乡风俗，来抵挡真实世界的残酷。这成为了沈从文小说里的重要基调。

阳光照及大地，随阳光所及，举目临眺，但觉房屋人树，及一池清水，无不如相互之间，大有关系。然个人生命，转若深感单独，无所皈依，亦无所附丽。散文《潜渊》

现实生活中，没有别的可以让生命清扬高飞，唯有文学“虚空静寂，读者灵魂如有音乐，虚空明蕴，光明洁净”他总能发现自然的美，去描摹，更能感悟。文字经过他的手，总能清扬高飞，人离自然越近，生命状态越轻盈。轻与重相对，单纯与复杂相对，他的文字显示了和平和宽博的人格。

他的学生汪曾祺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他的文字和老师沈从文有些相像，关于沈先生的讲课，他说过：“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亚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

“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

汪曾祺说：“我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多年以来，沈先生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太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从文与汪曾祺合影。

当时教育部颁发的《大学教师资格条例》规定：“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位者，经大学之评议会议决，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沈从文先后在中国公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

这一路都是其他有识之士的扶持帮助，其中有郁达夫、徐志摩、胡适、杨振声、朱自清。这其中也有反对的声音和挖苦的声音，比如钱钟书、穆旦、刘文典。钱钟书写小说含沙射影挖苦他，穆旦背后看不起他，刘文典当面讽刺。

沈从文在青岛大学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知识分子都流亡西南各省。一九三八年春天，沈从文也辗转来到了昆明。看着沈从文没有职业，大家就思谋着将他聘请到西南联大来当教授。仅仅是小学毕业，没有留学经历，甚至连一纸中学文凭也没有，想在人才济济的西南联大出人头地，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过多位教授的努力，就在那个月底召开的西南联大常委会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上，有一项议题就是决定聘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后来虽然一致通过，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一直经久不息。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第二年的七月，校常务会议决定“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就在这个职称评定会议上，刘文典教授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刘文典该拿四十块钱，他朱自清该拿四块钱——他沈从文只值四毛钱！”

几天以后，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文典面露不屑之色：“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沈从文干吗跑啊？”

这些流言微词，他会在乎吗？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随大部队迁往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

沈从文一生著述浩繁，刚刚出版的《沈从文全集》32卷，1000多万字

在30年代中期，沈从文就颇为自信地写道：“……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从文家书·湘行书简》）果然，沈从文的作品经受住了时代风云和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沈从文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1987年、1988年，

沈从文两次入围诺贝尔文学。

梦想像一场雨，一场春天的雨，一场从天而降的雨水，绵绵密密地下着，把他淋得透湿。他哆哆嗦嗦的，似乎感冒了，生了一场病——一场叫文学的病，一生未愈。

参考资料：

《从文自传》作者，沈从文

《我的老师沈从文》作者，汪曾祺

《沈从文家事》作者，刘红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