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康熙大帝 因为一个洋人一句话才当上皇帝

顺治十七年（1660年）冬，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人们都说他是因为董鄂妃的去世而伤心得病，其实他是被董鄂妃传染了天花。在当时，天花还是不治之症，能不能活命全靠运气。

顺治皇帝虽然躺在病床上，但他却不得不面对一件关乎帝国未来命运的大事，那就是选择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他有八个儿子，长子早就夭折了，因此二皇子福全和三皇子玄烨成了继承人的主要竞争者。

顺治皇帝本人更倾向于福全，但皇太后（即后来的孝庄皇太后）希望选择玄烨，二人意见相左。此时，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两个人，为了皇位继承人选，不得不求助于人，来帮他们下定决心。

他们撇开了朝中那些掌权者，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来自万里之外异域他乡，似乎没有利害关系的洋人——汤若望。对于汤若望而言，这样的选择题并不难做。因为他不需要考虑太多利益牵扯，只需要从常识出发去做出判断。汤若望果断的建议皇帝和太后，选择皇三子玄烨吧！

原因很简单，玄烨两岁时得了天花，然后还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根据汤若望掌握的医学知识，得过天花的人终身免疫，将来不会因为这种致命的疾病而给帝国带来不确定。后来号称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就是这样戏剧性地得到了他的帝位，而他要感谢的就是那位洋老头汤若望。

但奇怪的是，一位对康熙皇帝有着拥立之功的人，为何却在康熙初年就险些被凌迟处死，最后虽然得免却郁郁而终呢？

1、为了传教，汤若望帮助崇祯帝修历法、造火炮

汤若望，日耳曼人，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的科隆。他的日耳曼名字叫做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这是一个虔诚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姓氏。

汤若望顺理成章地就读于耶稣会创办的学校，除了天主教神学方面的学习，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尤其显示出他的潜力和才华，这也是他后来能够在明清两代都能立足并受到尊崇的重要因素。

甚至于在汤若望之后，清朝的历任钦天监监正大多都是西洋人，这也不能不说是他为皇室服务带来的延续效应。

明朝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28岁的汤若望经由海路来到了当时的澳门，当时澳门居住的外国人以葡萄牙人为主，他们在六十年前就从明朝政府那里得到了居住权。

1622年，荷兰人为了争夺澳门港，与葡萄牙人打了一仗。大约就在这前后，汤若望离开澳门一路北上，并于1623年一月以传教士的身份到达明帝国的京师北京城。

来到北京的汤若望，立即用他的特长打开了局面。刚到北京不久，他就预测当年十月八日将会出现月食，并成功地得到了验证。后来，他又准确地预测了第二年九月的那次月食，引起了明朝廷尤其是历法界的注意。

汤若望循着前辈利玛窦的足迹，并效仿他当年的方式，把自己从欧洲带来的数学和天文书籍列好目录，呈送给了明朝廷，得到朝廷赏识。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他将伽利略的《远镜说》译成了中文，对中国的历法改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时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徐光启，此时正在主持编纂一部新的历法。汤若望也有幸参与其中，当然还有和汤若望一样来自西洋的意大利人龙华民、葡萄牙人罗雅谷、瑞士人邓玉函等。

1634年，卷帙浩繁46种137卷的《崇祯历书》问世。书中大量引进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明确引入了“地球”的概念。在计算方法上，介绍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在坐标系方面介绍了黄道坐标系。《崇祯历书》的编撰完成，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与世界天文学发展的接轨。

当然，只是协助编一编历法，汤若望显然并不能得到崇祯皇帝的充分信任，去达到他想在中国传教的目的。他还有值得利用的价值，那就是他懂得火器，尤其是火炮。

因此，汤若望受崇祯帝之命，成功造出大炮，并完成了《火攻挈要》一书。该书传播了欧洲16世纪的火炮制造知识，是明末有关西洋大炮的最权威的著作，一直到清朝中叶都很有影响。

最终，汤若望终于如愿以偿，为天主教谋取到了在中古各省传播的合法地位。1638年，崇祯皇帝钦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但是，很快崇祯帝和明王朝都被农民军和关外的清军消耗至死。

2、明亡清兴，汤若望一跃而成为太后义父、皇帝“玛法”

在明亡清兴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之下，汤若望毫发无损。非但如此，他还以自己在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统治者的特殊保护。

多尔衮对汤若望能预知天象，通晓物理的本领相当敬佩，命令他继续修正历法，并且允许他在观察天文的呈报中可以加上自己的见解。汤若望因此在清廷朝中颇有威望。

1645年，汤若望将徐光启主持编制的《崇祯历书》压缩，改成103卷的《西洋新法历书》，献给了多尔衮。清廷将这部历法定名为《时宪历》，并在册面上印上“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颁行天下。

汤若望也因此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钦天监王大臣之下具体负责的官员），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洋监正，并开创了清廷任用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传统。

而汤若望真正得到清廷最高层的信赖，则是来自他对政治的敏感，以及恰到好处的把握机会。1650年，汤若望对尚未亲政的顺治皇帝透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正当壮年的摄政王多尔衮，其实将不久于人世。果然就在当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到古北口外打猎，突然暴死。为何汤若望能够预知多尔衮之死呢，其实也没什么玄机，只是根据他自己的医学常识以及对多尔衮健康状况的了解而已。

如此一来，汤若望成功得到了顺治皇帝和皇太后的好感和信任。而顺治皇帝的亲政日期，也是汤若望选定的，那一天政事多尔衮丧期刚满的一月二十六日。

后来，汤若望又利用自己的西洋医学，治好了孝庄太后以及她的侄女（顺治帝皇后的病。为此，孝庄皇太后很是感激，认他为“义父”，顺治皇帝也尊他为“玛法”（满语“尊敬的老爷爷”）。

顺治帝经常邀请汤若望到宫中叙谈，不需传唤，也免除了叩跪之礼，甚至还打破尊卑惯例，到汤若望所居住的馆舍去看望。除此之外，顺治皇帝还对汤若望多次加封，使其官居正一品。

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顺治帝临终前立继承人时，接受汤若望意见选择得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也就是后来的康熙大帝。

汤若望所受的恩宠与隆遇，使得天主教在当时的中国传播较为顺利。随着传教士人数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到1650年信徒人数已达到15万人。

3、历法之争，汤若望陷入权力乱局，差点被鳌拜凌迟

顺治皇帝死后，遗命索尼、鳌拜、苏克萨哈、遏必隆等四人辅政，掌握实际朝政大权。但四大臣中，索尼老迈昏聩，苏克萨哈根基不深，遏必隆只是鳌拜的附庸，因此大权逐渐被鳌拜一人掌控。为巩固权力，鳌拜大肆诛杀异己。

失去了顺治皇帝这个最高保护人的汤若望，也不得不卷入这一场权力乱局，并落得个身死结局。在鳌拜率 “率祖制、复旧章”的旗号之下，汤若望很快成为打击对象。汤若望被指控传播邪教、图谋不轨，并在康熙四年（1665）初被判凌迟处死。

当然，由于汤若望本人与孝庄太皇太后的关系，最终没有同意对汤若望凌迟处死的判决。但钦天官员李祖白、宋可成等被杀，信奉天主教的官员被革职。

第二年（1666年），汤若望死在南堂。清廷各省督抚又拘押当地西方传教士30余人，除南怀仁等教士留京，其他25人被押至广州圈禁。

直到康熙帝亲政后，才为汤若望平反，恢复“通玄教师”之名，并赐地重葬汤若望于利玛窦墓旁。南怀仁也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恢复时宪历。康熙九年（1670年），在广州圈禁的传教士获准返回本堂。

但关于汤若望的死以及传教士们被圈禁，其实并不完全是鳌拜乱政所导致。深层原因，可能还是天主教传播给国人带来的恐慌。

因为早在顺治十六年（1645年），反对西法制历的杨光先就抛出《辟邪论》，指斥天主教为“邪教”，次年又上疏斥责汤若望在《时宪历》封面上题写“依西洋新法”的目的是“借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只是当时顺治帝尚在，汤若望未受影响。

康熙元年（1662年），传教士利类思作《天学传概》批驳杨光先。康熙三年，杨光先作《不得已书》称：“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利类思又作《不得已辩》批驳。杨光先上书参汤若望“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这时，当政的鳌拜对于杨光先的主张是认同的，就顺势利用了这一争论，也许还有顺势打击皇室的考虑在内，因为汤若望毕竟和小皇帝、太皇太后都走得很近，也很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