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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9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19580亿元，比上年增长7%，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2%。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15.8%，进口总额增长19，5%，旅游外汇增长28.39%。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2%。城镇就业在1991年继续增加430万人。城镇居民储蓄比上年增长29.5%。
在10年改革中，城乡居民住房面积都增长一倍多，1991年城镇又新建住宅1.1亿平方米，农村新建住宅7.2亿平方米。1991年中国价格改革迈出了新的步伐，价格结构性调整的力度较大，但市场物价总水平仍然保持基本稳定。
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检验原苏联的改革效果，则在戈尔巴乔夫任职6年的改革进程直到联盟解体前，生产年年滑坡，到1990年开创了战后负增长的先例。原苏联农业几十年来一直是投入多、产出少，几年来，每年都要进口3000~4000万吨粮食，耗资占每年外贸出口总额的20%。
原苏联换取外汇的主要出口产品能源的产量在改革过程中一直下降，1990年的石油产量，只相当于1978年的水平。煤炭产量1990年的减产幅度为9%。原苏联在解体前，财政赤字增速惊人，货币发行已处于失控状态。1990年官方宣布的赤字为581亿卢布，但实际为1000亿卢布。19年发行货币250亿卢布，突破计划1.5倍。1991年约增发500亿卢布，西方称之为“疯狂”的预算。国内债务1990年达9000亿卢布。
原苏联消费品供应长期短缺，90%以上品种的商品不能满足需要。1990年流通中货币的商品保证程度却只及1960年的1/10，由于商品短缺，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约有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原苏联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恶化，对外经济随之陷入危机。一是外贸逆差，1990年达100亿卢布，为历史最高纪录。
二是1990年换汇的原油出口减少1600万吨。三是到解体前，原苏联欠外债700亿美元。这样的经济结果与戈尔巴乔夫提出“根本改革”的初衷显然是相悖的，这就不能说，原苏联的经济改革本身产生了什么积极的效果。
转换目标与进程的比较
从行政性分权入手是各国改革初期的共同特点。众所周知中央计划体制是按照全社会是一个大辛迪加的设想，由中央计划机关用行政方法、主要以数量而不是以价值形态、层层下达强制性的投入一一产出指标，直接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统一配置全社会的资源。
在这种体制安排下，企业必然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经济活动的决策权力必然是高度集中的。企业的生产经营主动性和职工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束缚。于是，各国改革的初期，总是从直观上把中央计划体制的弊病归结为决策权力过度集中，因而，在改革初期，一般的思路都是不改变原来行政机关对生产单位进行微观干预，体制转换仅仅在行政系统内的各层次间作些权力调整，即把决策权力分散一些。用经济学家的语言，这叫做“行政性分权”的改革。
行政分权的改革不能克服传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弊端，也没有改变原体制的实质，行政分权的结果，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和经济活动的主要调节者仍然是政府行政机关，只不过有时把部门协调改为地区协调或行政性大公司协调，或者把直接行政协调改为间接行政协调。
实践证明，这种改革思路都没有寻到更有配置资源的新体制，往往使改革走进了死胡同。即便在分权伊始，地区或集团由于分权获得一定利益而释放出一定的能量，但继而就陷入困境。在历史上，鲁夫、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命运是如此，我国建国以来几次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放权收权的尝试亦是如此。
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空转”的四步棋与停留在纸面的“一跃而入”市场经济方案。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执政后不久，开了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他认为这次全会标志着转向新的战略方针，转向改革，给改革的构想提供了依据。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27大，首次提出“加速战略”和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方针。对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存在若不同看法和阻力，于1987年1月又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对政革进行再动员，明确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可靠，有效的加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
接着，于1987年6月又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苏联国营企业法》两个重要文件。以上的1985年4月全会、1986年2月的苏共27大、1987年1月全会及1987年6月全会，曾被当时苏联国内外舆论界说成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四步棋。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与实施措施在实际生活中并未得到实施，所以经济政革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1988年6月又举行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把矛头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日益失控，伴随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原苏联又另觅新径，试图进一步推动改革和扭转经济继续恶化的局面。
1989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第2次人代会通过了为期6年的政府的健康化计划。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向苏共28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中提出“争取确立有效的计划一市场经济”的目标。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后，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多次讨论，都主张加速过渡的进程，并决定把“计划一一市场经济”改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
1990年5月，在原苏联第三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雷日科夫代表政府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1990年7月，在苏共28大上，经过激烈争论，肯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目标。同年8月底，根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共同委托，沙塔林主持的500天纲领问世，同时联盟政府的纲领也准备就绪。后来，又以总统的名义提出了向市场过渡的文件，等等。但是，问题不在于提出了什么样的目标模式，问题在于任何方案都没有付诸实施，联盟就解体了。
只有设计，没有施工，决议方案接二连三，争论不断，但“有形之手”已运转不灵或停止运转，“无形之手”又限于纸上谈兵。终于，原苏联失去了稳定有序的改革时机。现在，俄罗斯等共和国想采取“休克疗法”，试图突发式地“一跃而入”市场经济，为此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前景如何呢？
笔者初步分析，由于“休克疗法”的经济自由化措施与当前需要稳定经济的矛盾；私有化目标与原有产权基础、产业结构和体制结构的矛盾；统一市场及有效配置资源需要广空间与各共和国独立后疆域分割、经济联系中断的矛盾，等等原因，近期内似乎难以走出困境与危机，市场经济的目标在一个中央计划体制根植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度里恐怕也是难于“一跃而入”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的提出是认识上的新飞跃。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转换，是从农村到城市逐步展开的。农村改革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步形成了在“统分结合”基础上的专业户、社会化服务体系、乡镇工业大发展的良好态势。对于城市改革，我们开始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也是沿着行政性分权的轨迹，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的。这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企业作为经济细胞的生机和活力。
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思理论基，指明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对改革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此后的城市体制改革就绕着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立个心环，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的宏配体制的配套改革。根据理论的与经验的分析，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是以下几方面的有机组成：
社会的经济细胞是多种所有制结构中产权明晰、自经营、自负盈亏、面向市场、平等竞争的企业。它们是独立的法人，在市场经济中决定自己的生存、发展或破产。社会的经济活动通过统一的市场来联系和协调。市场是对内对外开放的。在竞争中形成的均衡价格是经济活动向系的主要信息语言、基本参数。
结语
政府机关的基本经济职能是运用财政、信贷、外汇全收支及利率，汇率的调整对宏观围的供需实行总量管理，并主要通过市场来间接调节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制定市场管理的法规，保护市场活动中的公平竞争惩治违法活动等等。建立和健全多元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作为竞争机制的补充，维护社会安定，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成员基本人权和福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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