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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元年（公元196）至黄初元年（公元220）黄巾之乱，朝廷被董卓控制诸方棋峙，至公元 208 年刘备、孙权联手败曹操于赤壁，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一段时间内，政治风云变幻，文学内部也酝酿着缓慢的变化。
首先社会混乱使乘时之士，多渴望建功立业，纵横之学复兴。纵横者闻其言以达其志、铺张扬厉，委析入情是其特色。其次战争造成混乱百姓流离，儒家礼教在士民心中的位置进一步被破坏。再次曹操治理国家、重用法术，刑名之学逐渐显盛。
这一系列客观的变化，使得儒学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减少，奏议文中间的法家和纵横家习气增多。奏议文受这样社会政治思潮影响，又继承上个阶段直言陈事，注重文采的倾向，其特点可以用“清峻”和“骋辞”两个词来概括。
一、“清峻”平正通达，言简意赅
曹操的学术思想与政治观点主要是源于先秦法家，厉行法治信赏必罚崇尚功利，讲求实际注意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选贤任能压制豪强。有学者认为“魏武开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说明文风与政风之间的关联性。“清峻”是说文章的整体面貌，给人简洁明了之感，不像儒家奏议文之缓和曲折。
从曹操奏议文中看到这样的行文特色，立论果断、析辞精锐、逻辑森然、锋不可犯，故称为“清峻”之体。其文往往信笔写就舒展自如，三言两语意兼具，不事雕琢而别有风韵。具体而言，曹操的奏议文的“清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条理明晰、逻辑严密。《请增封荀彧表》先交代荀彧的种种功绩，然后说他“所受不侔其功”。
最后建议重新评定荀彧的功劳，增加他的户邑。整个文章具有鲜明的层次逻辑性。在具体行文中间曹操指陈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阐明荀彧所献策略的关键所在，从各方面剖析敌我处境也条理明晰：“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曹操慷慨陈词纵横论事，情理事三者水乳交融，极具感染力与说服力。
第二行文简洁、毫不拖沓。在《奏上九醖酒法》用十四个字表明自己得到酿酒之法；用四十三个字交代了酿酒的具体步骤；用十四个字表达了自己对这种酒的看法；用十七个字交代了这种酒的其他酿造之法，及其口感；最后用“今谨上献”四个字结束全文。而在《表论张辽功》只用十四个字“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荡寇功也。”
高度概括一个将领的战功，绰约而意赅很有气势。 第三指事选词、直陈己意。观其行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文章直直叙述而来，不同于蔡邕等人之文，注重文句的对称和行文节奏，而有法家之文以及那种敢说敢做，直面现实的气度。
另一方面文章用字简洁，一路读来明白如话，文中没有不尽之意，不似张衡、蔡邕等人所选，文辞之渊雅厚重、文意含蓄。全文以畅达之辞，抒恢弘之情，明志陈理述情显怀，见其气概不凡。曹操其它奏议文如《表称乐进于禁张辽》、《情追赠郭嘉封邑表》、《表论田畴令》《表刘琮令》等等。
大多夹叙夹议，析理评功平允得当，字里行间充溢着热情。有“不求纤密之巧，唯取昭析之能”的特点。曹操以刑名法术进取天下，其奏议之文多用语简洁，词风峭厉不慎斟酌。上行下效，因而其手下文人奏事之文多指事写意，直抒己见皆较少依傍经典，少有详引经义，以为论断之文。
曹操的得力助手陆粹《枉状奏孔融》，也追随了曹操的文风。刘勰在《文心雕龙·奏启》中“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路粹的这篇奏议是在曹操的授意下写作，其中多为污蔑之辞，历来为古人所不齿。但是平心而论，路粹的这篇文章确实写得非常直接简练。
文章开头没有什么废话，直接就陈述孔融的罪状，全文共三条罪状只用了一百四十一个字，且每条罪状都有详细的描述以及举例，让人感觉孔融之罪状历历如在眼前，且条理明晰，最后从逻辑上得出“大逆不道，宜及重诛”的结果，似乎理所应当。不仅仅是路粹，其他作家如崔琰、王脩、皇甫隆等的奏议之文都具有这种风格。
二、“骋辞”气彩飞扬，文采彬蔚
“骋辞”则主要是指，行文中以气运词，奋笔直陈，较少注重奏议文行文的礼法，多注重文章的辞采的倾向性。孔融（153—208）的奏议文就属于此类。曹丕评价孔融文章的风格特色时，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而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刘勰也认为“孔融气盛于为笔”。
具体来讲，孔融的奏议文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点特色： 第一注重文章的趣味性。曹丕说孔融的文章“杂以嘲戏”，那是在正统的文章中，但是如果在其他类型的文章中，这些“嘲戏”就变成了有趣。
在孔融的《肉刑议》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古者敦庞，善否区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凌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义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这段文字行文自由，有即兴发挥的感觉。
跟着就插进几句俏皮话：“纣斫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俗休和，弗可得也。”这大概就是曹丕所谓的“杂以嘲戏”的来由，在曹丕看来可能是不郑重的，似乎言不成理，其实这就是孔融奏议文独特风格，展现了他的机智和幽默。
第二形容夸张、用词华丽。《荐祢衡疏》中文章的起始句“臣闻洪水横流，帝思又俾”，用大禹治水之能比喻祢衡之才，显得不称而让人惊叹。其后孔融对祢衡各方面的才能进行介绍，赞其聪慧则说“目所一见，则诵于口；耳所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论其品行则说：“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嫉恶如仇”。
夸其才能则云：“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词，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清人何焯论《荐祢衡疏》称“章表多浮，此建安文蔽”。“多浮”表现在此文中，就是指言辞的夸张，比如作者说祢衡过目不忘，又说就算有上百的人才在，也比不上祢衡显然语涉夸饰。
但是刘勰又认为“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文章中气势慷慨，辞采纷然，运用词语讲究灵动和节奏，也正是就文章的这些文字而言。 第三以气运词、充满情感。同样是《荐祢衡疏》特其气犹壮”。“气壮”在此文中则是指情感的充郁。
孔融用“如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扬声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来表示祢衡得到重用的意义。这一连串的比喻，没有实际上的所指的内容，语涉浮泛。从另一方面讲却很好地表达了作者心中，对于祢衡受用的期盼之感，颇有诗人气质。 在《上书荐谢该》赞扬谢该的学识与品格，称其父母老疾弃官欲归。
也有一段精彩文字：“猥使良才，抱璞而逃，逾越山河，沉沦荆楚，所谓往而不反者也。后日当更馈乐以钓由余，克像以求傅说，岂不烦哉？臣愚以为可推录所在，召该令还，楚人止孙卿之去国，汉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贵学，惜失贤也。”文章可贵之处在于行文一气呵成，自然通畅水到渠成，间用偶句而不觉雕琢。
作者对人才流失的叹息与不舍之情尽在文字之中。此时期的其他许多作家的奏议文，也具有孔融奏议文的某些倾向。陈琳的《谏何进召外兵》“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
曹丕认为“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复”，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发现其“健”应该是指行文的气势的强劲，文中何进的权势通过逐步增多的字数而不断增加；为了增强气势，作者不断累积同类型的词语，其繁复也是显而易见。恒范《荐管宁表》则将林林总总的先贤与管宁作比对，从而来赞管宁的才能。
但其中作者好像有意卖弄文采，列举了太多古人的例子，显得有些繁冗，又有文义不接的毛病，使得其文虽然看似满目珠翠，实际缺少让人动心的说服力。曹丕《上书让禅》、《上书再让禅》、《上书三让禅》，叶适认为这三篇文章，是曹丕的虚礼之辞。
“魏文之所欲者禅代尔，而符瑞章奏，劝进辞让，前后节目，连篇累牍，存之极无谓，然可以见其辞繁而理寡也”。联系历史实际，可知曹丕此三篇文章，纯属表演，其事虚，其情伪。曹丕想要用文辞来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反而让文章理不胜辞，词浮于意，文章中言语文字皆空虚浮泛。
“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肝胆战悸，不知所措”等词语无法让人觉得有董仲舒等人之温柔敦厚、恭敬娴雅的之风，三篇文章中曹丕反复提到尧以舜之功德禅位于舜的事情，也无法让人产生高古蕴藉之感。
三、总结
东汉中叶以后，政治集团中士大夫阶层和宦官之间的矛盾激化，政治斗争不断，政局混乱。动荡的政治环境激起关注时弊、抨击时政的风气，故而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另外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得统治松散，人心思变，社会对于经学和礼教的崇尚减退，学术和人心从经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这一阶段的奏议文因而不同于西汉中期后长期，浸润于儒家礼教中的奏议文之渊雅和缓之气，纵观这一时期的奏议之文，“清峻”主要是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骋词”受时代文学风气的影响，离乱之世性命朝夕不保，所以士人行文反而较少顾忌，慷慨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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