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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
——明 董其昌
中国人尊崇「器以载道」的精神，即将思辨和哲理融入器物之间，器道合一。因此，「玩物」也就具有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它投射着人的品格和意志。
据《文献通考》记载，宋朝专门设立了制造小件器玩的机构——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既包括金银珠玉，也有铜铁竹木杂料等器物的制造。
文房器物最初作为书桌案几之玩用，大不盈尺，小不足寸，既可供设于案上，又可把玩于掌中，可远观，亦可近取。体量以主人的把玩之手为尺度，工艺以刻、雕、镂、塑为手段，蕴含着中国传统的书画的审美情操。
文玩器具因文而可玩，明清匠人们大都是适应文人的审美情趣而奏刀操觚的，有的直接出自文人的创意，结合了文人的巧思设计、承载了文人的燕闲雅趣、寄托了文人的性灵观照。
虽然说文玩都是“小器”，但是在制作上也都是穷工极巧、精雕细琢。
明季高士有云：“天下诸般雅艺，无非逸人玩家所治，纵然雕虫小技，若非渊然深秀者曷能办之。”逸人造逸品，不惟国画中有能品、妙品、神品、逸品之分，文玩中也有能品，妙品，神品、逸品之别。
观文玩之工艺，若形象生动，能工巧匠为之，谓能品。若妙手偶得，巧夺天工得之，谓妙品。若鬼斧神工、浑然天成之赞誉者，谓神品，惟高格绝俗，玩之令人开窍灵府者，方为逸品。
苏东坡讲，“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现代越来越多的人追捧古代文玩雅物，文玩价格也扶摇直上，却对文玩陶冶身心之功视而不见，实乃买椟还珠。
文玩，贵在有文，今人尚玩，不解文道，惟求摆弄珍奇，附庸风雅，实叹可惜。
明人高濂的书房，只有寥寥长物，却能见出他心无尘杂的境界：「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
斋中几榻随陈，书画随目，他就在这样的雅室之中，晴日读书，雨时戏墨，静心格物，养得逸气。
故一件件精美的文玩，必须是文人精神的“物化”，经由岁月的裹洗，与主人息息相通，文玩往往不独立存在，而是经常结合于书画、茗茶、品香等活动中，为生活添一分赏玩之趣。
清人黄图珌谓：「君子常存古道，凡身心之修养，耳目之供给，莫不稽古而寄情焉」。人之志趣各有所寄，如陶潜嗜于菊，东坡痴于竹，元章拜于石，此皆格之所向，志之所托也。世间博雅之人，大都具有格古之心。
于是一尊造像、一枚印章、一本古籍，乃至臂搁、茶器等，无关价值，不论工材，这些静穆的器物，承载着年岁的风烟，于无声之中，透露着先人的追求。它们或见法度，或见审美，或见气韵，令人心存古意，而生无穷韵致，此诚君子所求也。
一个人的性情、学识、修为，无不是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形成的。古代文人以物清玩，更多的是寓情于物，他们与其朝夕相处，如书画，金石、盆景等诸般长物，于身虽无甚大用，于心却裨益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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