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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讲稿之10
先秦诸子散文的硕果下
江山多娇娆著
第四节《荀子》和《韩非子》
二. 《韩非子》
韩非，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出身贵族，为韩国诸侯公子，与李斯从师荀子，口吃，不善说道，却善于著书立说，李斯自愧不如，嫉妒韩非。韩昭侯执政，任用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而国治兵强，他国不敢侵犯。韩昭侯逝后，国政日衰，国势也日衰，韩非多次上书国君，不为任用，于是愤而著述十万余言，写成《五蠹》《孤愤》《内外诸》《说事》《说难》等文，说明治国之道，仍未采用，却传到秦国，秦王嬴政亦即秦始皇大为欣赏，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当时，李斯为秦国上卿，深得秦王赏识，变告诉他说，此人名韩非。于是秦国发兵攻韩，索取韩非。韩弱秦强，只好派韩非出使秦国，被秦留下，却遭到李斯、姚贾诽谤。原来，楚、燕、吴等四国联兵攻秦时，姚贾自告奋勇出使四国游说，秦王特封姚贾为上卿，而韩非却揭发姚贾白拿秦之金银财宝私自在外结交诸侯，并未搞好与四国的外交，徒然浪费钱财；而且，说姚贾本是魏国监门之子，曾在魏国为盗，还被赵国驱逐出境，不能任用如此小人。姚贾因而怀恨在心，便与李斯合谋陷害韩非，对秦王奏说，韩非乃韩国公子，如今大王您要兼并各国诸侯，韩非必定心系韩国，不会为秦国谋利，也是人之常情。如今，您若将他放归韩国，必定是自留祸患，不如找他个错，杀死了事，以绝后患。秦王信以为真，将韩非逮捕入狱。李斯趁机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逼他自杀。韩非意欲辩解，却无法晋见秦王。尔后，秦王后悔，认为不该无罪而杀韩非，派人去赦免韩非，韩非却已死去。战国后期的这位法家代表人物就在王公贵族的尔虞我诈中葬送生命。
韩非可谓战国后期法家集大成者，其主要思想是：
主张依法治国。在韩非之前，法家有法、术、势三派。法，就是法令，主张严刑峻法，赏罚分明，以李悝、商鞅为代表。商鞅执法严厉，连太子犯法，也要处理，连太子之师犯法也被割掉鼻子。术，就是国君控制臣下的措施手段，要治国有术。以申不害为代表。势，就是强调国君权利，以沈到为代表。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这三派学说，指出国家就是国君所乘车辆。势，就是国君用来拉车之马。术，就是他驾驭车辆的手段。主张以法治国，“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主张建立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显然是代表已经登上政治舞台掌握政权的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
韩非主张因时制宜，反对复古。认为历史变化，不能“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墨守先王之法，犹如守株待兔。“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韩非反对儒家学派，认为儒家是“以文乱法”的蠹虫，孔孟是“天下不治”“乱后世之教者”，儒家学说是“自相矛盾”，嘲笑“仁爱”是自取祸患，犹如宋襄公之仁。主张禁止儒学，要将儒家先王“踏在脚下”。这些对打击奴隶主贵族、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他又认为“民智不可用”，要靠地主阶级的“新圣”治理国家。可见，他的思想还仍然是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其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韩非子》一书中。全书的五十五篇文章中，虽有后人窜入者，但多数为韩非所作，是研究韩非思想的直接资料，在先秦散文中，具有独特风格而颇有影响。《外储说右上》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雍而往酤，而狗迓而龁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国亦有狗铬，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肋，而有道这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问管仲：“治国最奚患？”对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对曰：“君亦见夫为社者乎？树木而涂之，鼠穿其间，掘穴托其中。熏之则恐焚木，灌之则恐涂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而蔽恶于君。内间主之情以告外，外内为重，诸臣百吏以为富。吏不诛则乱法，诛之则君不安。据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故人臣执柄而擅禁，明为己者必利，而不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为猛狗而龁有道之士矣，左右又为社鼠而间主之情，人主不觉。如此，主焉得无壅，国焉得无亡乎？
意思是：
宋国有一个卖酒的人，量酒非常公平，待客非常殷勤，酿酒非常醇美，酒旗挂得又高又显眼，但却卖不出去，酒都变酸了。他对此感到诧异，不知原因何在，就去问他熟悉的地方长老杨倩，杨倩说：“你养的狗凶吗？”他说：“狗凶。可是酒为什么就卖不出去呢？”杨倩说：“人们伯狗呀。有人让小孩子揣着钱拿着壶瓮去买洒，猛狗却迎上来咬他。这就是酒变酸而卖不出去的原因。”国家也有猛狗。法术之士怀有治国的策略，想使大国的君主明察起来，大臣却像猛狗一样迎上去乱咬，这也就是君主被蒙蔽和挟持，而法术之士不能受到重用的原因所在。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治理国家最怕什么？”管仲回答说：“最怕社坛里的老鼠呀。”桓公说：“干吗要伯社坛里的老鼠呢？”管仲回答说：“您曾看见过那些做社坛的人吗？把木头树起来；涂上泥巴；老鼠咬穿了木头，挖洞藏身在里面，用烟火熏它吧，又伯涂上的泥巴掉下来：这就是捉不到社鼠的原因。现在君主身边的近侍，在朝廷外就卖弄权势，从民众那里榨取利益；在朝廷内就紧密勾结，在君主面前隐瞒罪恶。在宫内刺探君主的情况告诉宫外的同党，内外勾结助长权势，群臣百官以此获得富贵。官吏不诛杀他们，国法就要受到扰乱；诛杀他们，君主就不得安宁。他们控制着君主，也就是国家的社鼠啊。”所以臣子掌握权势，操纵法令，向人表明：为他卖力的人必有好处，不为他卖力的人必有祸患。这也就是猛狗。大臣既像猛狗一样迫害法术之士，左右近侍又像社鼠一样刺探君主内情，而君主却不能察觉。这样，君主怎能不受蒙骗，国家怎能不衰亡呢？
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韩非子的其他论文，大都议论透辟，笔锋锐利，能切中要害；善于分析事理，说服力较强；而且论据充分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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