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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清代诗人赵执信的《谈龙录》有言，
“意喻之为米，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
酒作为历史中的一种文化载体，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到李白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再到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酒与诗一起经历了诗人的悲欢离合，诗中也记录着酒文化的发展。
有关起源的故事：“仪狄作酒”与“杜康造酒”
关于酿酒技术的起源，流传最广的是“仪狄造酒”与“杜康造酒”这两个版本的传说，据先秦时期史官编撰的《世本》记载，“仪狄始作酒醪”，汉代《吕氏春秋》中亦有记载，“仪狄作酒”，表明是仪狄发明了酒，《初学记》卷二沿用《世本》的说法，在仪狄造酒的故事后引出了杜康，
“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
少康即杜康，《史记》记载他为夏朝的一任国君，也是与仪狄并列的“酿酒师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两人所酿酒类品种并不相同，酒醪古称醴，又叫醪糟，是一种汁滓混合的甜米酒 。而杜康酿酒所用的“秫”则是指粘高粱，秫酒即高粱酒，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酒的功能发展：从“烝畀祖妣”到忘忧散
酒与诗的联系，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夏商周时期，酒主要被用于各种祭祀活动，在《诗经.周颂.丰年》中就出现“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之句，就是要将美酒敬献给祖先品尝，体现出了酒的祭祀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出现了大量有关酒的描写，据学者统计，在《诗经》的305篇中，“酒”字共出现了63次，除了《小雅·丰年》里提到的祭祀功能，酒的其他社会功能也被挖掘，如《小雅.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中的酒是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出现的，而在《小雅.鱼藻》中，又有“豈乐饮酒”之句，直接体现了酒的取乐功能……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到了汉代，酿酒技术进一步发展，酒的种类也随之增加，除米酒与秫酒外，又陆续出现了果酒，花椒酒与桂花酒等多个品种，品种增多所带来的是饮酒风气的盛行，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汉朝上至贵族公卿的宴会，下至平民百姓家中婚丧嫁娶，皆会选择以酒待客，且以豪饮为荣。
整个社会兴起的好酒之风也为以酒入诗奠定了基础
在诸多以酒入诗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汉末曹操所作的《短歌行二首》中的（其一）。
《短歌行》是曹操依古乐府题创作的两首诗，其中的第一首带有明显的祝酒歌的色彩， 当中两次出现对酒的描写，其一是开头时的“对酒当歌”，其二是中间出现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设问——曹操本意是借劝酒来表明自己对贤才的渴望，却在内容中间接透漏了酒除了祭祀与取乐之外的另一个功能：解忧。
曹操不会想到，在他作完《短歌行》之后几百年间，“解忧”逐渐发展成为了酒最主要的功能之一。
古代的文人身上总带有两种气质，一种是庄子式“不慕权贵”的洒脱，另一种则是屈原式的"忧“——这里的“忧”也分两种：忧国忧民与对自身处境的担忧。两种“忧”在乱世里合而为一，文人们的情绪迫切需要一个发泄窗口，在魏晋这样的乱世中，饮酒凭借其便捷的特点，在诸多发泄方式中脱颖而出。
魏晋时期，酒成为了名士风流的象征，历史中有名的“竹林七贤”最大特点就是好酒善饮，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
嵇康醉后,“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山涛海量，“饮酒至八斗方醉”，阮籍饮酒后“醉六十日”(《晋书·阮籍传》)。
再如刘伶，嗜酒如命，因酒而醉死三年，以至于有了以他为名的“刘伶醉”。
虽然魏晋的文人大多沉醉在酒缸之中，但酒在此时尚且只能算做诗中的调味料，是名士们纵情享乐的借口，直到有了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出现，酒与诗才真正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置酒言诗，既醉而退：酒与诗的真正交融
作为田园诗派的开创者，陶渊明在他的自传《五柳先生传》中曾这样记述自己与酒的奇缘：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
作为陶渊明生活的重要组词部分，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他的诗作中，据统计，在现存的142篇陶诗中，单以《饮酒》为题的诗作就有12首，而涉及到饮酒题材的作品更多达56首，约占他作品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惊人比例的背后注定潜藏着酒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酒的在陶渊明的笔下得以提升到精神寄托的层面，也是从陶诗开始，酒就不只是酒了，而是与菊，松，南山一样的文化意像。
从魏晋的纷乱中走出来，历经五代十国的割据分裂，酒诗文化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盛世，若将古典诗词的发展史比作一幅画，唐朝无疑是画中最出彩的一笔。
社会大环境的稳定，经济的发达，都为文化繁荣奠定基础，盛世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诗人，诗人们又大多嗜酒者，而李白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李白爱酒的习性几乎已经成为了国人的历史常识，即便是不了解他的人，也能从他的一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中体会到他对酒的喜爱，于是在竹林七贤之后，酒终于又觅得了自己的另一位知己。
李白与陶渊明的相同之处在于都爱在饮酒后作诗，不同的是，陶渊明是以诗入酒，李白是以诗佐酒——酒在他眼里是可以相伴终身的朋友与情人，诗倒成下酒的佐料，换句话来说，他也许会因为醉酒而作诗，却不会专门为作诗而饮酒。
从内容上看，酒在陶诗里成为了意象，在里李白的诗里则直接化作一种令人惊艳的气质，这可以视作是酒文化的又一次发展与升级——李白固然不会专为写诗而饮酒，可他大部分流传下来的诗句却都是酒后所得。
无论是《南陵别儿童入京》中“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气，还是《将进酒》中“钟鼓馔玉不足贵”的洒脱，亦或是《月下独酌》中“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寂，都与酒脱不开干系，酒与诗在他笔下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共同绘成了他一生跌宕起伏的画卷。
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曾写李白，说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此句当中的“酒中仙”三字实在用得绝妙，足以概括他一生与酒结下的不解之缘。
继李白之后，杜甫成为了另一位与酒结缘的诗人，拿他被誉为千古七律第一的诗作《登高》来说，与酒有关的是尾联的“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一句入眼，给人的感觉便是抑郁的心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此中的酒比之从前更添一种历经世事而沉淀下来辛辣与苦闷。
杜甫另一首与酒有关的诗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便是听闻捷报之后要饮酒庆祝，饮的也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与对国家的祝福，再不复前人的豪情壮志，盛世如昙花一现，似乎李白已经饮尽了酒中的欢乐，酒杯传到了杜甫那里，便只剩下无尽的悲切。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对前人遗迹的追溯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将酒诗文化传到苏轼手里，又在他手上重新回到了以酒入诗的质朴境地，苏轼与陶渊明一样饮酒赋诗，却不沉湎于酒精之中。在历代饮酒的文人之中，苏轼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清醒与克制，他脑海中建立着一套足以自洽的哲学体系，使他既能在醉时把酒问月，也能在清醒后保持自己对于人生和现实的思考。
与前人相比， 苏轼词中的酒更像是一块用以修补自身人格的砖石。他的酒词中总是充满了对生命的思考，例如那句著名的，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是对自己半生往事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劝解与安慰——酒醒梦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回首时依然会有斜阳相迎。
与内容相照应的是苏轼总体的词风，他的归处在于当下，因此无需什么精神寄托，更无需凭借外物为自己建什么精神乐园，与那些渺茫的追求相比，当下的欢乐对他而言才更重要。
这样的人生主旨造就了他清新明快的词风，大约一个能为猪肉写诗，为生蚝作赋的吃货，也没什么伤痛是美食所不能治愈的，与美食相比，酒最多只算他著文写诗时的催化剂想，在情绪的调节上委实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只能在想要解放天性时小酌几杯助助兴吧！
结语
从远古到唐宋，酒与诗的纠缠促成了无数佳作的诞生，无论是以酒入诗还是以诗佐酒，都表达了诗人们对于现实的反思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时至今日，酒与诗仍在记录着人类的悲欢离合，酒诗文化所代表的文人情怀印在每个现代人的血液里，绘成了我们最难以割舍的旧梦。
引用文献：
[1] 程英俊[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
[2] 李之亮[苏轼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3月；
[3] 杨铃[酒与诗：从游离到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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