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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礼记》为“三礼”之一（《仪礼》、《周礼》、《礼记》合称“三礼”），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汉初，河间献王刘德得孔子弟子及后学者所记解释《礼》的内容一百三十一篇进献，当时并没有传习的人，也未被立于学官。到刘向校书中秘，检得一百三十篇，编辑目录，除其繁冗重出者。又得到《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一共五种，合计二百十四篇。戴德（大戴）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戴德之侄，称为“小戴”）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按：当为四十九篇，据《四库总目提要》考订，《隋志》此说有误），谓之《小戴记》，这就是我们今天通行所说的《礼记》。小戴传梁人桥仁，号称“桥君学”，这就是关于《礼记》在前汉时代的传承脉络。后汉时代，马融传小戴之学，郑玄、卢植等俱受学马融，并精于《礼记》。郑玄遍注群经，犹精于“三礼”，今“三礼”汉魏古注，俱出于郑玄。《礼记》所以称为“记”，正如《隋志》所说，是因为它是解释“礼”的文体。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解释经的文体有“传”、“说”、“记”等，《礼记》正是“记”的一种。
《礼记》为孔子弟子及后学编纂而成，其内容十分驳杂，前人如梁启超等都对《礼记》内容进行过分类，梁启超将之分为五类，据沈文倬先生据曹元弼提出的《礼记》内容分类，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即礼、政、学三类：
一是“礼”，如其中的《丧大记》、《丧服小记》、《间传》等，即是直接解释《仪礼》中关于不同礼类的文字；
二是“政”，如《王制》、《礼运》等关于制度设计的；
三是“学”，如《大学》、《中庸》、《乐记》这样的类似哲学思辨的内容。
彭林指出按照“经与记”的关系来思考的话，应该分为直接与《礼记》相关、间接相关和无关三类，也可以作为一种分类参考。
《礼记》在汉代的经学史上并不占有什么重要地位，前汉重《仪礼》而后汉重《周礼》，魏晋南北朝时代《仪礼》和《周礼》受到重视的程度也较《礼记》为胜。虽然南北朝时代注释《礼记》者不少，但到唐代时《礼记》注家就只剩下皇侃和熊安生两家了，唐太宗朝编纂《五经正义》将《礼记》纳入其中，才正式确立了《礼记》的官方学术地位。
现今《礼记》通行版本为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正义》，而阮刻本《礼记正义》是以扬州文选楼旧藏的南宋十行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刻本而成，阮元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版本并非善本，而南宋黄唐编印、绍熙初刻于越州（今绍兴）的八行本《礼记正义》堪称善本，北京大学日籍教授乔秀岩主持引进了此书影印，并于2014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有吕友仁点校《礼记正义》即以越州本为底本。适合一般读者和供研究者进行阅读使用的还有王文锦的《礼记译解》、杨天宇的《礼记译注》等。
《礼记正义》
《五经正义》为唐代孔颖达等奉唐太宗之命所编订，集中体现了官方统一南学、北学的手段，使六朝以来南、北地区各自发展的经学思想殊途而归一，是后来各朝代相继编纂官方经学解释的滥觞。初次修成于贞观十六年，比较能够体现唐太宗以及时人的学术倾向和学术品味，之后又陆续修订，于唐高宗永徽四年最终修成并颁布。初名“义赞”，后敕诏改名“正义”。之所以叫作“正义”，是因为此书为当时经学教学、应试和解释的标准。
礼记正义
作者: [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正义/ 吕友仁整理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副标题: 十三经注疏丛书
出版年: 2008.9
《礼记正义》为《五经正义》之一种，选择《礼记》作为“五经”而非《仪礼》、使得《礼记》与其余《仪礼》地位发生了根本转变，自此之后，《礼记》由此跻身“经”的行列，“附庸蔚为大国”，与《仪礼》地位发生逆转，成为《三礼》中最显赫的经典。
《正义》在选择旧疏上颇有不得已处，因为在当时能够看到的旧疏只有皇侃和熊安生二家，因此孔颖达等就以皇侃为主，辅之以熊安生，并且孔颖达又与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等相与探讨，斟酌论定，再与周玄达、赵君赞等覆更详审，而成《礼记正义》七十卷。孔疏悉心推勘经注，雅达广揽，词富理博，尤以引证文献详尽、史料丰富见长，读之令人有依山铸铜，煮海为盐之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如《礼记·曲礼上》有：“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四句，郑注只是说：“四者慢游之道，桀、纣所以自祸。”但孔疏却在这里进行了极好的串讲。首先是指明这四句的性质：“此一节承上人君敬慎之道，此亦据人君恭谨节俭之事，故郑引桀、纣以证之。”接下来是对四句话分别疏解，分别引《孟子》、《六韬》、《乐记》申说其义。再略说“《尚书》、《史记》说纣恶甚多，不可具载”。最后则引皇侃疏来说明。可谓层次分明，推比详细，引证详尽。认真阅读《注疏》，对于理解经学的博大鸿富，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礼记集解》
清代学者对于经学研究用力甚勤，也取得了重大了突破。清代“三礼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应当首推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礼记》虽然没有取得像《周礼正义》那样的可称之为划时代的成果，但也有值得称道的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孙希旦的《礼记集解》。
礼记集解（全三册）
作者:[清] 孙希旦撰/ 沈啸寰 / 王星贤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1989-02
王锷指出，孙希旦的《集解》有几个特点：一是偏向宋学，阐述礼意；二是博稽约取，裁以己意；三是依据详明，考索礼制；四是《三礼》互证，总结礼例。试举一例：
【记】小敛之奠，子游曰：“于东方。”曾子曰：“于西方。敛斯席矣。”小敛之奠在西方，鲁礼之末失也。（按：“记”指《礼记》原文，方便阅读所加）
这里《礼记》中讨论小敛奠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郑玄说：“曾子以俗说非。”意思是说曾子以当时的服丧中小敛奠的实际情况来否定子游的说法，实际上这是不符合礼制的。这才会有后文的“鲁礼之末失也”的判断。
孙希旦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尊重了郑玄的说法，并进一步发挥，他引《士丧礼》说：“小敛‘奠于尸东’。尸南首，尸东，尸之右也。凡奠于尸者，必于其右，象生人以右手取食也。曾子谓在西方，非也。”人死后，尸体头朝南，尸体的东边就是死者的右手边。小敛时，由于死者刚死不久，孝子不能接受死者已经死去，就好像他还活着一样，将食物放在他的右手边祭奠，便于用右手食用，这样就是为什么小敛奠要在东方的原因。孙说引《仪礼》证《周礼》，而且得“礼”之“情”，申说郑义，可谓精当。当然孙书也有一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清代《礼记》研究的重要著作。另外朱彬的《礼记训纂》可以和孙书相互参看。
《礼记译解》
王文锦先生所撰《礼记译解》可以说是目前既适合一般读者阅读有适合研究者精研的典型。王文锦先生是礼学大家，因此，《礼记译解》中多有王先生对于礼的理解和解释。
礼记译解
作者:王文锦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2016-1
而且《译解》尽量做到将能够解释的词句用最清通简要的文辞进行解释，即使不读《仪礼》也能明白其中一些涉及《仪礼》中专门词句的部分。如在《郊特牲》中：
【记】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适诸侯，诸侯膳用犊，诸侯适天子，天子赐之礼大牢，贵诚之义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译解】天子南郊祭天用一头牛犊，而祭祀社稷则用牛羊猪三牲。天子到诸侯国家去视察，诸侯为天子设宴，只宰杀一头牛犊；诸侯去朝见天子，天子赐宴，则宰杀牛羊猪三牲。为什么祭天和为天子设宴之宰杀一头牛犊呢？这是以笃诚为贵的意思。因为小牛犊纯真诚朴，没有也不懂牝牡之情。所以怀孕的牲口，不但天子不食用，祭祀上帝也不使用。
这一段中，王文锦先生对“贵诚之义也”进行了发挥和解释，因为“小牛犊纯真诚朴，没有也不懂牝牡之情”来象征天子对天，诸侯对天子的笃诚之情，这正是礼所要反应的人伦情感和上下关系，同时又使文字晓畅，逻辑通顺，大大方便了读者理解。并且王先生将“大牢”（即太牢）直接译作“牛羊猪三牲”，让人能够很快明白大牢的形制，对于理解礼制设定有相当的帮助。
《礼记译注》
《礼记译注》是杨天宇先生《三礼译注》的一种，先于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于2004年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经译注系列”中。杨天宇先生对于“三礼”研究有独到的见解，特别对于郑玄的“三礼学”用力甚深，据说他曾有系统研究“三礼”的计划，但天不假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礼记译注（上、下）
作者:杨天宇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2004-07
杨氏的《译注》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分段严明，将一章中的内容按意义划分成若干段，对每个段落进行解释，这对于《礼记》的内容，特别是如《曲礼》这样记载礼制细节和不同情境下礼节不同的情况是极其有利的。第二是对于需要理解的地方在“注”中详下案语，以求理解顺畅。仍以《郊特牲》为例：
【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为便于理解，杨先生在这条的注释中下了案语：“辟君，案诸侯对天子，大夫对诸侯，皆当行稽首之礼。大夫之臣对大夫亦稽首，则有拟大夫为正君之嫌。”为什么大夫之臣不对大夫稽首呢？是因为大夫不是正君，如果让大夫之臣对大夫稽首，则大夫就是正君，为了避免这一点，家臣就之是拜而不稽首。这样理解，在译文中就能够更好理解了。第三是杨先生比较尊重《礼记正义》中孔疏的说法。仍以《郊特牲》为例：
【记】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
杨氏认为“尊贤不过二代”的原因是尽法先代，则当代之法不可尽行。这实际上是吸收了《礼记正义》中孔颖达等的看法：“尊贤不过二代”者，所以尊贤之事，取其法象，但代异时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今则不可尽行，故所尊之贤，不过取二代而已。若过之，远难为法也。”因此，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杨书，可以成为理解《正义》和解读正义的钥匙。
作者八砖，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员。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彭林：《怎样读〈礼记〉》，国学网，2015年。
王锷：《孙希旦〈礼记集解〉平议》，香港：《能仁学报》第十三期，第92—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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