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王小波，是在高中，朋友送了我一本《沉默的大多数》作生日礼物。
当时读完，心里有一种遭闪电般的震动，恨不得将所有溢美之词都献给他。冯唐说他的文字仿佛钻石着光，春花带露，灿烂无比，蛊惑人心。这话一点没错，王小波的杂文真真担得起字字珠玑、句句灼见。
他的杂文大多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但是通过阅读《沉默的大多数》，就会惊讶地发现，即使历经二十余年沧海桑田，王小波的种种思考和批判，放在今天、甚至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都仍适用。
也正因为他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小波这个人物，按他妻子李银河所言：“王小波虽在大学是偶像级人物，但文学史里并没有他的名字，连同他的作品使得体系内的评论家都无法评价，或许王小波一直保持沉默的，而那些评论家也只好沉默不语了。”
因此也有很多人喜欢把王小波和鲁迅相提并论，称王小波为“当代鲁迅”。
著名文学评论家林贤治曾这样评述过：
“能够把道义感和幽默感结合起来，锻炼出一种风格，不特五十年，就算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近百年间， 也没有几个人。鲁迅是唯一的，王小波虽然尚未达到鲁迅的博大和深刻，但他在一个独断的意识形态下创造出来的“假正经”文风，自成格局，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难以替代的。”
从某种程度来说，我是比较认可的，尤其是两位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坚守上保持了令人惊异的一致。
从偏于否定的方面，去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鲁迅的一个自觉选择。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始终贯穿他的杂文创作中，在《文化偏至论》中批判中华“中心主义”的民族自大情绪；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判父权，反对旧道德旧观念；至于说中国“多暴君，多贪官，老百姓只求做稳奴隶且只擅长窝里斗”都可以从鲁迅的杂文中看到表述。
作为国民灵魂的拷问者，王小波也是一位传统文化的批判。
而国外留学研究的背景，使得王小波不仅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为出发点，进行纵向的比较，而且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在更广阔的跨文化领域进行横向的比较。
在《智慧与国学》一文中，王小波对中西方文化如何对待知识和学问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对比。 在西方文化和中方文化的对比中，对知识和科学的比较发现，中国学者自认为知识渊博、自我满足和自我麻痹的特点非常明显，经常以中国文化拯救世界和拯救人类自居。
他的《文化之争》、《我看国学》、《我看文化热》、《跳出手掌心》等都是令持有“中华文化优越论”者汗颜的篇目。
在鲁迅和王小波的作品中，除了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格本质的深层揭示，下笔最重、用情最深的是他们在批判基础上产生的“反抗奴役”的自由主义精神特质。
在他们看来，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中存在的“奴役”，即对人的个体生命自由的钳制和控制上。对一个个体生命而言，能否掌握思想和话语权是衡量个体自由度的重要标准。但在在专制文化控制话语权的社会环境里，普通民众必须遵守缄默的生活方式，人们习惯了循规蹈矩、默默无声，自然也就成了王小波笔下“沉默的大多数”。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对20世纪初国人的生存状态作了深刻的描述：“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的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在《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的描述是：
“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
在王小波看来，人们的沉默是相对于“话语权力”而言。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而王小波说得更加露骨“权力即话语”。王小波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总结就是：“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说可以自明，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是不平等。”
在这样的社会，大多数人的声音处于一个被压抑或不为人知的状态，于是就成了“弱势群体”：“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
自人类产生阶级意识以来，这样的话语不平等就没有消失过。虽然中国社会一直在不断进步，但这样不能发声的“弱势群体“，从一系列当下的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令人欣慰的是，总有人愿意为弱势群体发声。
比如李星星的代理郭建梅女士，帮助的几乎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无法发声的女性：“被侵犯的少女，请不起律师的劳动妇女，遭受暴力的妇女，被性侵害、职场性别歧视的女孩们……12万名妇女，4000起案件，24年。
她们有的蓬头垢面，甚至满身伤病。郭建梅说：“做这些人的代理律师时，她们也会遭受白眼。因为偏见不仅来自大众，甚至来自法官。还有法官冷冷地问她，你怎么代理这样的案子，你是律师吗 ？”
但她很不服气：“中国的律师有 14 万人，大约平均一万人才一个律师。但现在 90%的律师只为 10%的人服务。不应该这样，她们因不平等而被欺压，却又因不平等而无法回击。该有人为她们发声。”
鲁迅说：“但或者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 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王小波则说： “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好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沉淀。
一个世纪过去，世情却并无多大变化，鲁迅、王小波之言越发的振聋发聩，对大文豪们是种荣耀，对于我等是种悲哀。是的，并不深奥的道理，居然要反复强调，却仍然不得普及，这不正说明我们根本就是生活在一个魔幻现实主义故事里面么？
万幸的是，我们还有鲁迅、王小波、郭建梅之流，他们都是民族的发声者，他们在蒙昧与垂死中发出呼喊，透过世纪的风沙与冰雪，依然振聋发聩，响彻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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