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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7年2月开始,在当时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的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写作开始,到1920年1月2日,民国政府颁布新法令,确定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为止,算是完成了从过去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白话取代文言,我们书上写的都是,“这标志着这个国家向现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白话文取代白话文的争论,却持续了很久。
在“五四运动”过后,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积贫积弱很可能就在来源于根植于我们中国人心里的几千年文化传统。所以,学者们就想到了我们天天都能碰见的—文言文,很自然地,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就被提上日程了。
而在推行的过程中,甚至有些过激的想法,“既然都将文言文简化成白话文了,那不妨再简化一点,连汉字都不用了,直接用字母—鲁迅”,开个玩笑,这句倒不是鲁迅说的,但是鲁迅确实持有过这个观点。
新的观点产生,就会有相应的“老旧”的阻力。很多守旧的人就坚决反对,坚守“传统”,其中不乏一些大学者。就像与章太炎、刘师培齐,被称为“国学大师”的黄侃,就坚决反对,而且还经常调笑胡适。
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而文言文学者说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言简意赅,字数少。(因为当时的通讯手段还是发电报嘛,而电报是按字数算钱的。)我们黄大师也自然是不能放过调笑胡适的机会。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而这一次,胡适回击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
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胡适说: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同学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随后胡适解释道:“干不了”,已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可见,语言的简练,并不在于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当,白话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简练。
也正是有这些人坚持的推动,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现代文写文章,渐渐地,文言文也就真正失去了主导地位,我们才可以不用天天之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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