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北宋以来，禅悦之风盛行，士大夫的为人为文普遍受到禅宗的影响。苏轼就是一个典型。本文着重分析了在人生实践中，苏轼对禅宗所持的“拿来主义”的实用哲学观，着重指出：苏轼与禅宗并非在宗教层面上缔结姻缘，而是在身处人生困境中借禅宗消除人生的外部压力。
关键词：禅宗禅悦之风人生如梦生存哲学
禅宗原是充分中国化、世俗化的佛教宗派，尤其是慧能开创的南禅宗，经过一二传后，将禅的意味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形成了一种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
到了北宋熙宁年间，随着学术文化的全面繁荣与整合，禅悦之风大行其道。禅宗所蕴含的人文资源和精神传统非但没有在复古运动的排佛思潮中灰飞烟灭，而且被士大夫们广泛移植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其中尤其以文学为甚。”[①]
在文坛上，显著表现出受这种文化濡染而对其人其文有深刻影响的，莫过于苏轼。作为北宋文坛的一代宗师，苏轼学养深厚，涉猎极广。
“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讲究。”[②]
与此相对的是，苏轼的思想体系也相当庞杂，儒、释、道并行不悖，他不仅对儒、释、道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苏轼的人生观的哲学就是建立在以儒学为根本而浸染释、道思想的基础上的。其中，禅宗是苏轼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苏轼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个体，禅宗对其作品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它传承佛教和悖离佛教的双重性赋予了苏轼之作以特殊的魅力。
纵观苏轼之作，视人生如梦幻、朝露、泡影、空花、浮云的句子，几近百处。“人生如梦”几乎成为苏轼作品中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结。有学者提出这明显来自佛教的“性空说”。佛教中的大乘空宗认为世界是假有性空的梦幻，一切事物都是“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健阀婆城、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化”[③]，皆虚妄不实。回头再来看看，在苏轼作品中，直言“人生如梦”、“人生如寄”的现象屡见不鲜。其实这并不是佛教词汇的突兀呈现，而是佛教观点深入人心的体现，是苏轼个人人生情感的真情流露。试看《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如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记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人常困令驴嘶。
这是苏轼26岁那年作于凤翔任上的一首诗。六年前，苏轼与弟弟苏辙赴汴京应举，经过渑池曾寄宿奉闲僧舍，两人题诗僧壁。后苏轼再过渑池，奉闲已逝，子由作诗怀旧，追忆当年“共道长途怕雪泥”、“旧宿僧房壁共提”的情景。这样从往昔记忆中截取的零散片断却引起了苏轼对人生的谓叹和思考。其实人生匆匆，所有的过往仅仅留下了一些偶然的印记，稍瞬即逝，永远没有积极的意义。如此看来，生命其实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缘起缘灭不能依靠常理去推测，生命的许多空白仅仅能依靠“人生如梦”去解释。“回顾这首诗，生命的虚无飘渺和人生的空灵超脱令人久久回味。从上面这首诗的理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苏轼心中的一种郁结，可以通过平时一个看似随意的物象或情结渲染到他的作品中。至于这种郁结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不得而知。我只是看到苏轼那种超然自得的心态
有人说，苏轼再仕途顺利时以儒家的“兼济”思想自居，
在遭贬失意时则转投佛老以求精神支持。纵观苏轼一生的经历遭遇，很难很确切的说出是与否的答案。苏轼对任何一种思想的态度变化其实同仕途的变化没有必然联系。
对佛教，苏轼的态度确实起伏很大，诋毁谩骂有之，虔诚礼拜有之，不离不弃同样有之。众所周知，宋代文人的主体角色比起前代复杂得多，文人往往集参政、文学、学术于一身。苏轼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典型知识分子，当他处在官位上时，站在维护儒家正统思想的角度上针对佛教的消极方面加以驳斥，这无可避免。但是这并不说明他在学术上汲取佛禅思想。在苏轼早期的作品中，的确以儒学为宗，以实用为务，对佛教的批评既犀利又有意气用事之感，他其实完全是将佛教视作封建伦理政治的异端加以驳斥。
在他的作品中，苏轼写道：“今士大夫以佛老为圣人， 书于市者，非老庄之书不售也。”更有甚者，苏轼批评佛教“废学而徒思”的风气，认为会造成“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力，饱食而嬉”的流弊。从上述种种来看，苏轼的官本位思想十分浓厚，对佛教思想对功利主义的消极意义十分不满。
在苏轼遭贬辗转东南各地的时候，在“亲友绝交，疾病连年，饥寒并日，人毕相传已死”[④]的日子里，苏轼哀叹命运，同时又酣歌醉舞，笑对“扁舟草履，与樵渔杂处”[⑤]的生活。从这时苏轼开始与佛门僧人交往。我觉得这才是苏轼对佛教态度转变的原因，非因遭贬寻求精神安慰，而是源于在同众多方外释友谈禅悟道、酬唱往来的过程中，苏轼身上的文人气质得以充分的展现。
试看苏轼这个阶段的诗词，
“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⑥]
芍药樱桃俱扫地，鬓丝禅榻两忘机”[⑦]，
这些句子与其说时修道之人的自我表白，还不如说是苏轼别有情致的个人生活写照。
苏轼入禅院，非求佛佑，而求静心。他其实与当时的许多文人一样，发现依照儒家思想提出的道德完善途径已经无法弥合政治生活与个体存在之间的分裂，转而求助于佛家思想作为“理遣”（通过认识上的明理来化解打击造成的痛苦，保持精神的平和完满）的新手段也是情理中的事。有人说，这就是苏轼个人精神哲学的一大特点——以变应变。
其实，儒、释、道之间融合的价值，不在于他们内在的精神全部被苏轼所接纳，而在于它们之间相通的部分结合为一种心理手段，为他提供了一种缓解矛盾、消除分裂、维持平衡的方法，使他能“遇物而应，施则无穷”。苏轼曾在《答华仲举书》中坦言：“住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食，猪肉也。……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由此可见，苏轼对禅宗“拿来”的态度或可称之为实用主义的哲学，即不求高深但为我所用而已。禅宗对他而言，不是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他接受禅宗思想也不是出于“出生死，超三界”之类的宗教目的或是阐扬义理的需要，而是借此消除外部强大的政治压力郁积在心中的块垒，保持主体精神的平和完满和人格追求上的独立不够。
正因为视禅悦为方法而不是目的，苏轼在谈禅时始终保持着“借禅以为诙”的洒脱，而他向往的终极境界甚至是“何进仗策相随去，任性逍遥不学禅。”我们不难从苏轼这带有浓郁世俗气息的禅学见解中看出，苏轼“尘根未脱”，然而正是这未脱尘根，才能使苏轼这位“伪高僧”的说禅文字中带上苏轼个人的个性色彩，整个作品显得率真可爱。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对禅宗的态度正代表着士大夫精神人格的一类典型。然而，对苏轼而言，在人生的磨砺中，起到弥合分裂、维持平衡的途径不仅仅是参禅，在他看来，能为心灵提供真正自由境界的是文学艺术。“东坡尝谓，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世矣”。[⑧]实际上，正是禅宗和艺术对于人生的某种相近而又不同的意识形态作用，使苏轼能在创作中忘记为世俗束缚的自我，充分享受身心的愉悦。所以，这种禅宗和艺术对于人生的某种相近而又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被苏轼结合在自己身上，获得了特殊的表现。正因为参禅不是纯粹的宗教活动，也不只是远离嚣尘谋求精神安慰的功利手段，还是愉情悦性，使身心得到升华的诗意行为，所以苏轼其人其文受禅宗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①] 张锦：《禅学对北宋文坛的影响》，贵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②] 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序》，引自《苏轼诗集》附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32—2833页
[③]《摩 般若波罗密经》，《大正藏》第八章
[④] 《谢量移汝州表》，《苏轼文集》卷二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6页
[⑤] 《答李端叔书》，《苏轼文集》卷四九，同前，第1423页
[⑥] 《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苏轼诗集》卷八，同前，第390页
[⑦] 《送春》，《苏轼诗集》卷十三，同前，第628页
[⑧] 颜中其编：《苏东坡佚事汇编》引《春渚纪闻》，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