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角 | 张志洲: 崛起的中国需要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2021年10月）

时间：2023-11-26 02:15:01

北语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1月，同时承担着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相关职能。我们以推动全国高校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为己任，汇聚全国各方力量，促进学术交流合作，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本院编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每月为读者提供国际新闻动态和观点，并特邀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当前热点问题撰写时评。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作者简介：张志洲，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冷战后，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话语权政治，国际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国际话语权之争。虽然从组词与递进关系上说，“国际话语权”是“话语权”的扩展，但这个词最早见于中国领导人对文学艺术繁荣发展问题的讲话，后来其含义逐渐扩展。它表明了中国对国际政治环境压力的一种敏锐感知和对外政策一大新增的诉求。

作为快速崛起的体系性大国，“崛起”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之一，即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局，中国崛起的方向也不会改变。近代以来，即使在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也从未放弃，何况今日。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面，也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华民族历经曲折的奋斗史的归宿，具有不可妥协性。然而，当今的中国虽然处于崛起进程之中，却“将强未强”，除了必须面对诸多内生的“成长的烦恼”，还遭遇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主导性大国的制度诱导与意识形态竞争等外来压力。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还没有形成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这在现象上经常表现为“挨骂”，在深层结构上则是“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基本格局。事实上，如果“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中国也就谈不上实现真正的崛起，在总体上拥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崛起的应有之义。因此，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是崛起中的中国的目标和任务，各行业各部门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近年来对中国如何获得国际话语权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到媒体舆论、外宣与传播等等领域，都有大量的文章涉及，特别是国家领导人讲话和重要的国家文件中也常有指示。然而，要改变和扭转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权基本格局，不仅有整体层面上的制约，也有各具体领域与事件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这种“双层结构”上的弱势处境，也需要“双层结构”上的应对思路。如果说单个具体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不足，尚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同具体领域与事件层面问题的国际话语权不足却是通常性相互关联的，国家整体层面的国际话语权不足更需要一种“国际话语权战略”，一种“顶层设计”。只有这样，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才能更好实现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当然，这里需要认识到，有些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不足与“挨骂”，既是国家整体层面上的，也是具体问题领域的，比如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攻击，对中国外交制度和重大外交政策的非议，以“国强必霸”论来揣测中国，甚或从理论上“解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当性等，都属于此类。只有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崛起的中国才有可能解决“挨骂”的问题。

那么，又该如何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呢？政策实践来自于理论的逻辑，而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于学术概念，也就是说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政策首先要从“话语权”、进而从“国际话语权”概念出发，概念才是理论的基石。概念生成如果在逻辑上不能说清楚，理论的构建就是站不住脚的。从这一点考虑，现在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反思：一是在基本概念的理解上， “望文生义”，从中文字面的意思将“话语权”理解为一种“权利”（right）,而不是话语背后的社会性权力关系，既偏离了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权力”（power）的本义以及国际政治学“权力决定利益”的经典理论模式，也偏离了米歇尔福柯关于话语权理论的基础含义。没有理论根基，甚至将pouvoir du discours不是理解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权力关系，而是理解为物理学的“力”概念或其作用关系，生造出“话语力”概念。其实，如果回到中国为什么需要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原点”来思考问题，概念是一清二楚的。二是，近年来存在以宣传代替传播、以宣传和传播来代替话语质量建设的倾向。虽然宣传和传播对于话语产生影响、赢得认同从而转化为权力，是必然不可少的，但是扩大“音量”与话语体系的“质量”建设，是有实质性区别的。从理论上说，高质量的话语即使不经刻意的主动宣传与传播，也会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被人了解到。因此，至少在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努力中，需要“扩大音量”和“提高质量”并重，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和有效。三是在话语体系建设上，较普遍地缺乏效果评判的意识。如果从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角度来说，近年来中国自话语体系建设有很大的进展，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话语创新，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甚至被写入多份联合国文件中，赢得了认同和话语权。但即使如此，对话语体系建设的效用和影响力仍然缺乏有效的评估。话语体系建设与话语权的关系，至少在逻辑上也应该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从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角度来说，只有赢得国际话语权的话语（体系）建设，才是有效的建设；不能赢得国际话语权甚至造成话语权耗损的话语行为，在作出评估后要及时调整。

以上三方面问题，是崛起的中国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政策行为和学术研究中所产生的，认识到问题以后不难解决。在全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努力中，还需要遵行从整体到具体的统合思维，对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之功能与角色进行定位。以下的论述不求面面俱到，只希望提供一种理论建设的思路。

其一，明确政治话语权的核心地位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前沿地位。中国要提升和增强的政治领域国际话语权，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性和人民选择性，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从观念到政策的进步性等等。意识形态是政治制度的灵魂，而维护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是意识形态的职责，因此意识形态话语权也是政治话语权竞争中的前沿阵地。

其二，明确文化话语权是根本、学术话语权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论述道，“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长久”。就中国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现代的国家制度也只有建立在文化传统之上才有生命力。在冷战后时代，在国际政治中文化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中国正是在文化上显示出自己的身份和优势，文化话语权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但就世界范围而言，西方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提升，有巨大的空间，其对国家在整体上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也有着根本性意义。冷战后的国际话语权竞争，表面上看是媒体舆论在冲锋陷阵，但是从根本上说，高校和科研机构才是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代表一个国家的知识水平，而知识水平决定着话语生产的能力和质量。而且，西方对中国的话语权竞争，不管是“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修昔底德陷阱论”还是“后共产主义论”“后社会主义论”，不管是“人权高于主权论”、“债务陷阱论”还是如今的南海航行自由、互联网自由等等理论，或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都煞有介事地以学术面貌出现。破解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话语的最好方法，是中国学者的学术著述。因此，在全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战略中，要认识到学术话语权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

其三，由经济、军事和科技构成的国家硬实力是依靠。既有的国际话语权研究，都将“话语”视为权力的载体，这也符合话语权概念的本义。而且，不管话语生产的能力，还是话语产生的影响力，都是一种软实力。但是，从根本上说，国家的软实力必须具有物质基础，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这就体现为：硬实力为话语权提供力量依靠。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将经济、军事和科技构成的硬实力建设纳入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视野中来，明确了话语权与国家硬实力建设之间的关联性。事实上，话语权既包括“话语性权力”，也包括由硬实力带来的“非话语性权力”。从这一点可知，话语权概念不仅有本义，也有引申义，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所说的“话语权”或“国际话语权”，并非都是以“话语”为载体的权力关系表达，但表明了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权力份额”。

当下及未来数十年，中国处于崛起的关键时期，面临着特别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竞争。面对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前景，当今的霸权国家和历史上享受过“帝国荣光”的许多西方国家，其“羡慕嫉妒恨”的心态往往会转化为对华负面话语。对此，中国既要耐心细致地增信释疑，也要勇往直前地做好国际话语权建设。国际话语权竞争的本质，既是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和利益竞争，也是制度、政策和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竞争。中国的崛起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是几代中国人艰苦奋斗的结果，是十四亿中国人民根本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下，中国崛起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不是靠埋头苦干就能获得的，还需要用话语建设热来辩护，用话语体系来引领。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崛起进程中赋予当今时代的人民历史使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

2021年10月总第二十七期

排版 | 杨小琴

编辑 | 李秀兰党琼玉杨小琴

高鑫王欣欣刘金鹏

执行主编 | 寿慧生

主编 | 黄靖罗林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北京语言大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