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典籍中，很多常见的书籍，我们经常能见到不同的名称，比如“XX笺注”、“XX集解”、“XX正义”等等。
那么，这些不同的称呼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经”与“传笺注疏”，最为常见的国学典籍
“经”是这些不同名称的共同源头，其他的内容几乎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经”的。
经一般指的是儒家经典，偶有例外，比如像《离骚》这样的先秦典籍，因为曾经被当做“经”，所以也算在内。
这些“经”一般都是出现在很早之前的先秦时期，甚至如今根本就弄不清楚到底是由谁所写、创作年代等，比如《易经》。
我们国家的文化虽然在整体上呈现较为紧密的连贯性，但从考古实际来看，还是出现过一些小断层。
比如说“甲骨文”的发现是在晚清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这样文字的记载，这是一个“小断层”；而先秦时期的典籍因为秦朝的焚烧以及楚汉争霸时期的战火，导致损毁了很多，甚至对于当时的文字都不太认得，这是另一个“小断层”。
虽然这些“小断层”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整体文明的传承，但确实给后世研究前代文明造成了困难。
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经”之作，即解释这些经典的各方面含义。
而这些文类并不是一开始就都出现了，而是循序渐进，不断发展。
最开始的“解经”作品就是“传”。
比如孔子所作的《春秋》就有“三传”，全称分别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春秋》的含义。
我们今天所说的《周易》其实也是包括两个部分，《易经》是原文，《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其中包括七种十篇，我们称其为“十翼”。
《易经》、《春秋》很难懂，但是配合着这些“传”就容易得多了。
所以，“传”是依经立意的，用以解读“经”意。
“传”也有师承的含义，本身就是传承于“经典”的意思，所以年代相差一般不是很大，并且作者对于“经”的解读也往往比较可信。
但是，随着年代发展，比如解释《春秋》的“三传”、阐释《易经》的《易传》等等内容也变得不好理解了，这该如何呢？
所以，汉代就出现了“注”。
即对于这些“经”或者“传”中的一些疑义的地方作“注解”，比较侧重于文字上的解释。
“注”的目的不在于解释“经”义，而是重在扫清阅读障碍，让人们能通过阅读“经传”来探知前代的思想。
所以，“注”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注释”，侧重于工具性。
“注”担当了工具书的性质，那么类似于“传”对于“经”的解读，在早期就出现了“笺”这一文类。
“笺”是对“经”、“传”的解读和补充。
这一文体据说是来自于东汉郑玄，当时讲解《诗》的学派有四种，分别是“齐诗”、“韩诗”、 “鲁诗”和“毛诗”，前三种比较热门，属于“今文学派”，“毛诗”属于“古文学派”。郑玄以《毛诗》为基础，综合了各家学说，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写了一部叫做《毛诗笺》的著作，也被叫作《郑笺》。
他自己说：
表明古人之意或断以己意，使可识别，故曰笺。
所以从这里就能看出，虽然同是对“经传”的解读，但是“笺”和“注”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笺”的内涵明显更成系统，是在众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些解读。
但是后来“笺注”的差异就逐渐缩小了，都泛指对于一些文学作品的注释和解读。
比如说李商隐的诗歌不好理解，元好问曾经有诗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这里的“郑笺”就是用了其“注释”和解读的含义，不再局限于“经传”。
但是，时代继续发展，和“经传”面临的情况一样，后人对于解读经传的“注”、“笺”等作品读起来也比较吃力了。
于是就用“疏”来对“注”进行解读。
“疏”的含义就是“疏通”，用以“疏通文意”，虽然也解决“经传”中的一些疑难，但主要还是对古人的“注”进行补充和解释，扫清阅读障碍。
所以最初的《十三经注疏》中，每一“经”都有两本，一个是“注”，另一个是“疏”。“注疏”的区别被消泯掉，都用来表示“注释”、“注解”的含义，那是之后的事情了。
至此，解读“经典”的各类文体基本已经完备了。
集解正义、章句索隐，是后人研究古代经典及其注疏的方法
其实如果将这些解释经典及其传注的作品做一个归类，就会发现其实越靠近近代，人们更注重信息的整合。
所以这时候出现的一些文类基本都是前几种作品的复合体。
“集解”有很多种形式，比如集注、集传、集释等等，“集”就是汇集的意思。
所以“集解”其实就是把前人的注解等内容汇集在一起，进行归类和对比，然后阐述自己的观点，认同谁的，驳斥谁的，或者自己提出新的观点。
这种方式汉代就已经出现了，但还是以宋后居多。很多作品虽然没有“集解”两个字，但其实内容还是“集解”的内容。
“正义”其实和“集解”差不多，只不过这个名字有点自负，是说解释经传而得义之正者，所以被称为“正义”。“正”是形容“义”的，并不是动词。
所以这样的作品其实很多也是研究经传、注疏等等前人著作，然后总结归纳，得出一个相对“端正”的解释。
而“章句”的出现其实是对于文本的析分。
“章句”不再局限于经典，甚至一些诗歌作品也可以有“章句”，比如《楚辞章句》。但是《楚辞》在最初是被当做“经典”的，所以这样的称呼也许和此相关。
这种文类将作品拆分成章篇，将章篇拆分成字句，然后进行句读和解读。
其实就是注疏的结合，既注重字句，走训诂的路线；又注重内涵，走“传”、“疏”的路子。
比如朱熹曾经就做过《四书章句集注》，既有“章句”的细致，也有“集注”的丰赡，所以被当成科举的教科书。
“训诂”本来是说对于字词的研究，一般在“注”中用得多，但随着语言学发展，很多学者都对这种技能非常重视。
也是因为随着年代的增长，人们对于古时候的语言不太理解，就像我们今天读明清的文章基本不费什么力气，但是唐宋就要稍难一点，而先秦更是需要依赖“注释”。
尤其到了清朝，乾嘉学派对于“训诂”更是极为重视，很多经义的阐发都有赖于“训诂”。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类叫做“索隐”的书籍。
我相信很多人对于“索隐”两个字并不陌生，因为近代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一些学者，也就是所谓的“红学”中有一批学者就是“索隐派”，比如脂砚斋、蔡元培等耳熟能详的名人都属于这一类别。
就是曾经热播的《百家讲坛》中，作家刘心武讲述《红楼梦》的时候，其实也是“索隐派”的风格。
“索隐”，顾名思义就是考察文字背后的隐藏含义，其实有点类似考证。
著名的“索隐”书就是《史记索隐》，搜集大量的史料对其注释等内容进行考证， 其实也是为了阅读扫清障碍。
这些“常识”性问题其实比较基础，在面对一本古代作品的时候，通过名字就能知道这本书的侧重点，对于学习的方向就有了更便捷的选择。
而通过这些“名称”的变化也能知道，传统文化里对于经典的研究，从个人作品到集结汇编，从最初的解释经典逐渐发展成为学者阐发从经典悟出的道理，也正在向更为“实用”的方向上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