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很多书生都是考中以后就做官,而科举考试主要考的就是做文章,难道会写文章就会做官?
写文章和做官还真有相通之处。科举考试延续了上千年,主要考做文章,让书生们具备一定的文化功底,会写文章,就能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了。但如此的评价还是有失偏颇,并不能完全说明写文章的书生就能做官的要义。科举考试本身就存在问题,只是取那些字迹比较好的,写文章比较好的书生们。而书生要想达到做官的程度,得经过层层选拔,要经过乡试、会试、殿试等,考中之后才能成为官员。但这只是一种封建时代的考试形式,也是一种人才选拔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有人需要被人推荐做官,李白就曾经被推荐做官,只不过他不是做官的材料,得罪了朝中权贵,只能被排挤出官场。被推荐做官的人一般都是有名望的人,也具备一些文化知识,当然就会和一些做官的权贵们同流合污了。那要是没考中的书生做官行不行?当然行了,只不过不被朝廷承认罢了。而一般老百姓做官就不行了,起码得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写文章。
书生们考试写的文章大多是些歌功颂德的文字,也就奠定了他们做官以后写公文的基础。科举考试的时候就没写真话,只是报喜不报忧,而且还大唱赞歌,那么,做官以后,他们照样会那么写,不然只会被踢出官场,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就算是白费了。有的甚至要考一辈子,才能考中,做个小官也就知足了。写文章只是撒谎的第一步,进入官场之后就要把这种撒谎的本事扩而大之,要学会站队,学会溜须拍马,学会行贿受贿,学会模仿皇帝和上级官员的爱好。古语云:“上有好之,下必趋之。”就是这个道理。做官的本事需要考中的举子们从头学起,而他们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又知道如何写歌功颂德的文字,当然会信手拈来,不费什么力气了。要是没文化的就会被人耍弄,或者竟至于连官话都听不懂了。
官话一般说得模棱两可,不做明确的肯定与否定。这样做进可攻,退可守,出了事全是下级理解的错误,而不会追究到大官自己头上。如何理解这些官话就成了考中之后的举子们入官场的第一课了。他们要会揣摩上级官员的意思,从字里行间读出一些具体可行的操作,试着去执行,当然不能冒进,保守一点似乎没什么大的错误。要是把事情做坏了再想反悔,就难上加难了,甚至要负责任,而不作为似乎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上面催一催,下面就动一动。上面不催,下面就不动,歇着也挣钱,为什么要费力干些事情呢?也就是说,考中的举子做文章要分析世态人情,尤其要分析当朝的政治情况,学会审时度势,更要学会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尤其是要学会说假话,其实就是避开不良现象,只是歌功颂德,当然就知道官场的那一套应该如何运作了。当举子们考中之后,再学习官场的应酬以及办事,就会得心应手,手到擒来。
从做文章的技巧来看,大多会和做官的技巧有些相通之处。除了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就要学会分析事理,把事情条分缕析,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得头头是道,也就能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了。要想写好这方面的政论文章,需要考生了解当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人口学、社会学、礼仪学等多种学科的学问,还要学会综合运用,拿来分析事情,写出优秀的文章,其实并不简单。做文章还要遣词造句,安排段落。句子与句子之间以及段落与段落之间具备一定的逻辑性,不能胡乱拼凑,更不能信口胡诌。经常写文章的书生会形成一定的文体风格,讲究语言内在的逻辑性,把握起承转合之妙,当然就能写出好文章了。而各方面基本知识的积累,为书生做官打下良好的基础;分析事理,练习语言的逻辑性,本身就是逻辑学的训练,为书生日后做官审案打下良好的基础。遣词造句本身就是一种安排,也是根据逻辑性而定的效率性分析,书生做官以后就会利用这种逻辑分派任务,安排事情,还要讲究效率。毕竟,写一篇文章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而不能无限制拖延下去。要完成上级分派的任务或者分派给下级任务也需要规定时间,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当然就会讲究安排的逻辑性以及效率优先了。
在古代科学和民主不昌明发展的时候,会做文章就会做官,两者具备一定的内在联系性。但也仅限于内部治理,要是和洋人打交道,就不成了,会改变规则,也要具备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当然,说假话的考试文章会催生很多官场的腐败,但这些已经被历史忽略不计了,也成了不可能根治的顽症,需要后继者一日三省,并努力消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