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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系04级小王同学来信：
“老师在课上讲到方言时曾说过一句话：‘一个只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许很优雅，但他一定没有个性。’这句话听起来很让人伤感，因为它说的似乎就是我。
“我生长在一个‘南北结合’的家庭，父亲是杭州人，母亲是北京人。他们都是大学教授，平时在家都说普通话。我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从小便很少说杭州话。很多时候，当我和别人交流时，我脑子里响起杭州话的语音语调，可是到了嘴边，还是换成普通话吐了出来。
“我在杭州生活了十九年，却说不得一口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杭州话，真是羞愧的事。”
小王同学提到我课上说的话“一个只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许很优雅，但他一定没有个性”，这句话也许它有特定的上下文，但它涉及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相互转化这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和小王同学很像。我也出生在一个说普通话的家庭里。父母家族虽然均为世世代代的杭州本地人，但当他们来到上海，爷爷奶奶和外婆都乡音不改，哪怕置身普通话的环境中，他们都“我行我素”，而爸爸妈妈很快适应了铁路系统这个普通话、北方话的大家庭，很自然在工作中说普通话，在家和在上海出生的我们也说普通话。
当然，父母之间、父母和老一辈之间，仍然说杭州话。外婆拉扯我长大，我从小就和外婆说杭州话。见了爷爷奶奶也自然一口杭州话。我就成了一个说普通话，同时也会说杭州话，却不会说上海话的上海少年。
进了中学，周围都是杨浦区本地同学，大家都说上海话。我也是本地人啊，第一次离开五角场的普通话“舒适区”，在沪语同学之中慢慢说起了上海话。
中学毕业下乡插队落户，周围的贫下中农都是一口接近上海话的横沙话（又称崇明话、启东话），周围的知青又都是一口郊区江湾镇的上海话，我的上海话也就“呱啦松脆”（流利）起来。
普通话、上海话和杭州话共同伴随我长大，它们都是我的文化家园。
当我说普通话的时候，我浸润在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氛围中。陪伴我一路成长的小学、中学、大学老师都说普通话，甚至我的导师张世禄先生满口乡音，细辨之下他仍然在说方言普通话，而非地道的浙江浦江话。
当我说上海话的时候，听话人肯定也是上海人。哪怕在复旦中文系这个普通话的工作环境中，教师之间开口就是普通话，但只要是上海老师，见面肯定是上海话，毫无违和感。
当我说杭州话的时候，一定是遇到杭州老家的人了。在我的语感中，杭州话是挥之不去的乡愁，是小时候度假时的大家族庭院、三潭印月、灵隐和九溪满满的记忆。只可惜说杭州话的机会越来越少，说起来已经磕磕绊绊。前不久母亲家族所有国内外胡氏亲戚在杭州西湖畔聚会，浓重的杭州话唤起的是强烈的亲情和家族沧桑。
我的语言成长，给我这样的感悟：
1.普通话是标准语，但当它陪伴一个人成长的时候，在它身上浸透了个人成长的“水印”，它就具有了历史感，成为我们的文化家园。
2.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象征，天然具有历史感。当它陪伴一个人融入本地文化的时候，它为说话人提供了无尽的家乡思维、家乡情感和家乡传统的支持。这是普通话无法替代的。
由此，小王同学“在杭州生活十九年，却说不得一口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杭州话”，的确有点“羞愧”。
法文系17级小陈同学告诉我：
“听了这门课有关方言的许多内容后，我对自己的方言属性产生了疑惑。我生长在江苏，可能是推普力度比较大的地区，从小就以说普通话、分清前后鼻音为荣。
“我的父母分别来自口音完全不同的A、B两地，他们来到了C地定居并生下了我，二人平时不说方言。我在大学校园里出生长大，接触到的大都不是本地人，不会说C地方言。教拼音时的语文老师是北方人；12岁后去了D地读初中，学会了一点D地方言又听到了各地同学的EFG地方言……
“我听得懂不少方言，会用好几种方言的口音表达一些内容，但都不地道，也没有对其中任何一种产生特殊的亲切感，只当作和不同人交流的工具而已；倒可能是对普通话的情感根深蒂固。由于对语音的模仿能力比较强，能轻松地大致模仿出一种语音，方言反而对我失去了更多意义。
“我最熟悉的方言不以地域划分，而是我妈妈带着一点点BC两地混合口音的普通话，这种语言只存在于我们两人之间，而在离开家之后，这种语言也离我远去了。
“在《语言与文化》课上，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在语言上仿佛没有故乡，第一次怀疑自己的经历和态度是否是可悲的。我也曾遇到一些小时候就各处迁徙的不会说方言的同学，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身的这种情况呢？是陷入了‘现代化单向度生活’，还是反而拥有了更多可能性和更包容的态度了呢？”
小陈同学的母语，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话，而是“妈妈带着一点点BC两地混合口音的普通话”，这就是我说的标准语在陪伴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感。
这种有历史感的普通话，不是电视台播音员口里的标准语，它具有明显的社会变异特征。在这一点上，它同样是一种方言——一种社会方言。所以小陈同学称它是“我最熟悉的方言”。
其实，当不少同学说自己没有方言，只有普通话的时候，我们检视一下自己说的普通话，会发现它具有特定空间和时间的特点。也就是说，同样是普通话，别人一开口，你就能清晰感知他的口音和你的口音的亲疏关系。
我小时候，所在五角场地区有铁路系统普通话，空军院校普通话，复旦大学普通话，二军大普通话。当一个孩子从一个普通话群突然进入另一个普通话群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普通话的异样。
我爱人的家在空军院校。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的普通话中时不时出现的东北词汇和口音明显提示我她来自另一个普通话群，虽然她出生在北京，2岁就随父母南下到上海，会说一口漂亮的上海话。
说到这里，同学们会恍然大悟，原来一种语言能不能成为我们的精神和文化家园，关键不在它是普通话还是方言，而在它有没有历史感。
每一种陪伴我们成长，让我们依恋的语言，都已经和我们融为一体，成为我们的“语言存在”，塑造我们的“语言自我”。
方言在“历史感”上无疑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归属感”上无疑具有巨大的情感价值，但没有方言的同学，不必气馁，而应该积极寻找自己的“方言感”。
中文系18级小徐同学告诉我：
“上课老师让同学们用家乡话朗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听到同学们熟悉的家乡方言，突然感到羡慕。
“我爸爸老家在江西南昌，妈妈是江苏无锡人，他们在复旦大学毕业后，都把户口迁到了上海，定居下来。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平时家里大家一般只说普通话。
“虽然因为周围环境的影响，我听得懂上海话，也听得懂南昌和无锡的方言，但是真正会说的，却只有‘标准的’普通话。
“不知道语言自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应该是普通话，但听着同学们的方言，总觉得自己少了点什么，大概是一种与一些人——也许是所谓的‘老乡’，在一起的归属感吧。”
小徐同学在羡慕其他同学的方言归属感之余，完全可以自我“救赎”。
只要一个人有自觉的文化意识，当你在一个地方长期生活，自然会努力融入当地的语言与文化，成为一个自觉的本地人。这里说的语言，包括特定区域的普通话变体。
从大的方面说，来自各方言区的汉族人定居新疆后，就形成了本地特色的普通话；今天的深圳不也是这样么？
从小的方面说，就让我们热爱和融入身边的语言与文化，在充满个性的表达中体验属于本地的“方言感”——
追寻自己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