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胡适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文学改良刍议》。至此之后,中国人说话的方式变了,写字的方式变了,读书的方式也变了。
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上,似乎都有那么一群人,以古风为标签,常常把自己幻想为拿着纸扇、穿着长袖汉服、吟诗作对的文人墨客。
他们大多认为,文言文和繁体字都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抛弃了文言文和繁体字,也就会丢失掉很多中华文明精髓的东西,且大力提倡恢复文言文和繁体字,只是一昧地弘扬文言文和繁体字的高贵和优雅之处,有些过度理想化的表现。
我当然也不否认文言文和繁体字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只是认为,一切不计前嫌的提倡都是耍流氓。
其实,即使在古代,人们日常间的对话也都是使用白话,文言文只是一种书面语,只是为了方便政府官员互相交流的一种官文。
因为在古代,除了一些商贩,各地的百姓一般不会出省出州,所以大家都各有各自的地方方言,可到了政府开会的时候,因为方言的问题,就会导致政府官员们沟通不畅,从而使行政效率大大降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文言文就此运营而生。
大家无论说的是哪里的话,只要写文言文,就都能看懂,都能明白对方的意思,所以古时的官员们经常“笔谈”。
但不要以为古人学文言文就很简单,同样都很困难,而且由于学习难度较大,导致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到了近代,文言文并不能适应新型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因为学习困难和晦涩难懂,导致社会生产率低下,社会分工协作不协调。在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后,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响应,而后,鲁迅又写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从此打开了白话文的文学开端。
其实,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它的工作量远比文言文的普及要大,因为至此以后,中国人写字的方式变得一样了,说话的方式也变得一样了。而且,书同文、车同轨是大一统王朝的必然前提和要求,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促进了我们新中国的建立。
仅仅在几十年后,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完全接受了白话文,这种成果是难以想象的,同时也体现出了白话文生命力的可持续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的文化部门又对繁体字进行了简化,同时推出了汉语拼音,两种方案都取得了难得的成功。就此,白话文、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构成了我国目前语言文字的几大板块。
还记得有一年的人大代表大会上,冯小刚和张国立做了增加语文课本中的繁字体的提议,但几乎被全票否决。原因就是,简体字已经被全面普及,恢复繁体字无疑是在阻碍人们的交流沟通,同时也会阻碍社会的合作效率。
你喜欢文言文、繁体字可以,你自己学可以,这是你自己的爱好,但你不能强迫和要求其他人,也不要把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灌输于多大的使命。
任何国家的任何语言文字都会经过慢慢的变化,并不会一成不变,这是适应时代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