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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代时期，是儒家意识形态自我扩张的重要时期。当时皇位更迭频繁，皇帝继位时年龄冲幼，都给内阁和儒臣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政治空间。儒臣们乘皇帝年幼之际，宣扬儒家的伦理思想和娱乐观念，给宫廷娱乐套上了紧箍咒。
特别是土木之变后，儒臣们更是要求代宗“必欲尽绝宴安酖毒之私，奋发卧薪尝胆之志，以成非常之功，以雪非常之耻”。有的儒臣还要求代宗“多接贤士大夫，少亲宦官宫妾，自能革奢靡，戒游佚”。在此大背景下，在太祖、太宗和宣宗时期原本属于正当娱乐的活动，也失去了合法性和合理性，而遭到言官们的婉谏和讽劝；至于那些因皇帝私欲而肆行的劳民伤财的娱乐活动，则更是遭到文臣们前仆后继的弹劾和诋斥。
代宗朱祁钰在宫中建造燕室（玩耍的厅室），修建龙舟，以便游宴，结果遭到儒臣们的猛烈抨击。景泰六年（1455年），监察御史倪敬等上奏道：“近闻起造燕室、龙舟游宴之事颇多，木石米粮之费不少。且游宴欢乐，人主为之似不为过，但非所以保养圣躬、隆盛圣德之道。伏望皇上罢斋僧之费，节游宴之乐。凡一应土木工作，悉皆停止，上念祖宗创立之艰，下思小民饥寒之苦，则圣德日新，圣躬万福！”代宗看后很不高兴，找了个借口将倪敬罢黜。但儒臣们还是不为所动，御史熊高明“闻内苑造龙舟，切谏”。代宗撒银豆取乐的荒唐行为，也受到编修杨守陈的讽刺，专门赋《银豆谣》，称“愿将银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万人”。
儒臣不仅在事发后劝谏，在事发前也给皇帝打预防针。正统元年（1436年）三月，湖广布政司检校程富便对继位不久的英宗说道：“代者圣帝明王，都知道天命是可畏的，所以小到饮食起居和燕安闲暇，都怕上天监临。请皇上亲近师儒，使视听言动皆出于正，戏游、亵慢不作于行。”
景泰元年（1450年）正月，兵部职方司郎中王伟上疏指出：“臣闻忧勤是图治之根本；逸乐是弛政之开端。”“绝玩好”则更深刻地指明：“皇帝只有一个心，而攻这颗心的人则有很多，因此能不为玩好所惑的皇帝很少！古代圣贤君主，常有所警惕，对于珠玉、犬马、珍禽、奇兽等一切玩好之物，都摒除罢去，使内心明亮澄静。”他要求代宗在宦官之中，择读书知义的四五人，留在身边；外听儒臣讲论经史，内与身边宦官解说其义，心通情悦，智虑益高。这时静观左右之人，如果以玩好来献的，就是来诱惑陛下的，必然是奸臣！“
儒家伦理思想和娱乐观念，影响到当时整个宫廷，无论是皇帝自身，还是后妃，抑或是宦官，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儒臣化的现象，一起倡导节制娱乐。英宗时的著名宦官王振，便以儒家观念教导英宗不要逸乐。
某日，英宗与小宦官击球，见到王振后立刻就停止了。次日早晨，王振还是向英宗跪奏道：“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弄得英宗“愧无所容”。他还帮助英宗禁绝玩好。太后曾游北京功德寺，“英庙尚幼，从之游”，太监王振“以为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于是设法让太后与英宗断了游寺的念头。
本文摘选自《紫禁城》2010年4月刊《儒家伦理与皇帝私欲的冲突与折中—明英宗与明代宗的宫廷娱乐生活》原文作者：谢贵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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