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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耀坤
母亲节的由来，她起源于美国。1906年5月9日，美国费城的安娜·贾薇丝的母亲不幸去世，她悲痛万分。在次年母亲逝世周年忌日，安娜小姐组织了追思母亲的活动，并鼓励他人也以类似方式来表达对各自慈母的感激之情。此后，安娜·贾薇丝到处游说并向社会各界呼吁，号召设立母亲节。
安娜·贾薇丝的呼吁，获得了各地的热烈响应。1913年5月10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案，由威尔逊总统签署公告，决定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从此就有了母亲节，这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母亲节。这一举措引起世界各国纷纷仿效，至1948年安娜·贾薇丝谢世时，世界上已有43个国家设立了母亲节。
母亲，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名称，是有人类社会以来一直是社会上极为尊贵的称呼，她将随着人类社会的永续而永显尊荣。因为母亲的爱是永远不会枯竭的，在孩子和母亲之间，母亲始终都是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孩子成长，用自己的躯体为孩子遮风挡雨。母亲的伟大在于为了孩子，她可以给予孩子无限的爱，可以对孩子奉献自己的一切。
动物有羔羊跪乳、乌鸦反哺来感谢母亲之恩；传说中，人死后要过十殿阎王，阴间对母亲的责罚子女可以顶替，但对父亲的的责罚子女不可顶替，对母亲格外开恩。因母亲的十月怀胎和对孩子的爱，是父亲不能做到和难以超越的。
对孩子的爱和情感来说，父亲与母亲都不能划等号；那么，国家或祖国就更不能与母亲来相提并论。我们以前很多文学作品，将国家或祖国比作母亲，我认为是有些牵强附会的味道。
“祖国母亲”这个隐喻的句子，在我国的历史并不长。实际上在汉语中，现代意义上的“祖国”这个词语，也是在二十世纪初才出现的。在此之前的汉语词海中，“祖国”只代指“祖先以来所居之地”。据考证，中国人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祖国”应该是从清末的一批留日华人开始的。邹容1903年初在日本所作的《革命军》中多次使用“祖国”一词。1907年秋瑾在《柬某君》诗中“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用了“祖国”一词。
梁启超则在新旧两种意义上使用“祖国”一词，他在1902年所著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吾祖国前途有一大问题”；他在1905年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都使用了“祖国”一词。“祖国”一词，在中国二十世纪之后才出现，其后才逐渐成为现代国民国家的代称。
然而，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并形成一个固定的隐喻结构句子，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它最早在文学领域中出现。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对促成这一隐喻句子的形成及传播，作了重大铺垫。《七子之歌》是闻一多于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作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故作歌“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七子之歌》引言）。诗中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将割让的殖民地比喻为“子女”，字里行间充满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七子之歌》的广为流传，使“祖国母亲”的类比在全国的白话文中流行开来，也标志着“祖国母亲”这个概念隐喻句正式形成。
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创造性”地复活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在1934年，这个一度被认为在‘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意识中身败名裂的‘祖国’一词，被布尔什维克恢复了名誉，而且注入了新的内容，变成了‘社会主义祖国’和‘苏联爱国主义’。”与沙俄传统时代一样，女性形象被苏联有机地整合进了爱国主义的话语中，表现在教育和宣传上，“祖国——母亲”的政治隐喻在苏联十分常见。
除了宣传画，苏联“祖国母亲”的雕塑也十分常见。1960至1967年在伏尔加格勒的玛玛也夫高地，苏联建成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英雄纪念碑》，其中最壮观的就是《祖国——母亲》雕塑，它高达104米。“祖国母亲”右手高举着利剑，左手直指柏林，意味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扭转了苏德战争的局面。“祖国”的人格化和女性化，使“爱国主义”变得容易感知和理解。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苏联，“祖国母亲”的隐喻使苏联人民能够团结一心，在战争及社会建设中激发出强大的动力。
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祖国母亲”的政治隐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直到今天，它已经是我们语汇中的一种“超稳定结构”句式。
然而从事实层面看，国家或祖国与母亲是不能划等号的。国家或祖国和子民之间，截然不存在血缘关系。按照洛克、卢梭等哲人的论述，国家与国民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是通过社会契约而形成的共同体。这样看来，国家或祖国和“母亲”的角色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母爱、爱父母，国爱、爱国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血缘关系的自然本能，而后者是契约关系的约束遵守；前者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现成的”，而后者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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