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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文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陈维崧《四六金针》谓：“四六之兴，其来尚矣。骈文俪语，六经多有之。”近人马叙伦在《读书小记》卷一中指出：“秦汉以上，文无骈、散之分。《书》之二《典》，《易》之十《传》，佶屈聱牙之中，有妃黄俪白之句，…《左氏》内、外《传》即骈、散兼布矣。广搜周秦诸子及两汉词赋，盖莫不然。”其实先秦时期的经、史、诸子文章，从整体上看，散句仍占多数。如果有所谓“骈句”除了极少数工稳的对偶以外，基本上是前后句意义的相对，而不是字、词严格的对仗，而且两两相对的对句并不多，更多的是两句以上的排句。
不少句子还有押韵现象，似文又似诗。这些排句、偶句部分一般出现在需要特别强调的重点之处。语言风格比较质朴，没有刻意的文采藻饰。此类风格特点是早期文字作品为了适应便于朗读和记忆等实用需要而产生的。单纯的押韵与后世成熟的骈文中完备精密的声律规则完全是两码事；早期文字也谈不上隶事用典。据钟涛先生统计，行文中偶句较多并且押韵的《周易·乾·文言》全文一百五十多句，“其中排比句40多句，骈句30多句，散句约70多句。骈句不及三分之一。而且多数骈偶句的性质又还不完全等于后世骈文的对句”。
其他文章中骈偶所占比例之小更是可想而知。可以说，先秦时代的文章仍然是散文的天下。这种格局直至西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东汉是文章发生剧变的时代方面，“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另一方面则似乎已开始有意追求语言形式上的整齐和辞采的修饰刘师培说：“迨及东汉，文益整赡，盖踵事而增，自然之势也。故敬通、平子之伦，孟坚、伯喈之辈，揆厥所作，咸属偶文，用字必宗故训，摛词迥脱恒溪，或掇丽字以成章，或用骈音以叶韵，观雍容揄抑之颂，明堂清庙之诗，不少篇章，胥关体制。”此时文章也开始注意使用典故。
它不同于先秦典籍中“子曰”、“诗云”之类引用原文以为佐证，而是将前代事典融入作者本人排偶化的叙述语言，来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正如《文心雕龙·才略》所云：“自卿（司马相如）、渊（王褒）之前，多才俊而不科学；雄（扬雄）、向（刘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从东汉至六朝后期，文章总体的发展倾向是在前代基础上踵事增华。如果说东汉时代的文章注重炼字摛藻、引用古典还是儒学盛行的文化氛围之下学者气质的自然流露，那么此时便是刻意地“为文艺而文艺”了。
文章中典型的两两相对之句逐渐取代排比句，对仗逐渐精巧工稳，对句比重不断加大，甚至“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在作者的有意追求之下，四六隔句对出现的频率增大。辞藻丰赡，至如铺锦列绣，雕绩满眼。文章的主旨、用意基本上都要通过典故来借喻或隐喻而婉转表达，用典的密度竟至“文章殆同书钞”。永明声律学说的运用，自然景物，抒发作家内心的真挚感情，比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等作品，或者使用大量的笔墨生动地表现自然山川草木的色彩、形态和生命力，抒发人们对大自然的喜爱和赞叹。
通过形象的描绘刻画多种人生境遇中丰富多样、深沉绵邈的心理感受，都能够着意于塑造圆融流美的艺术意境，藉以表达内心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意识。所谓文学的自觉，是说文学摆脱了政教的目的，用于抒情和娱乐，走向对文学自身艺术美的探求，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角色中，它自身的特点显然更容易得到充分发展。可以说，骈文从发生、发展而逐渐趋于成熟的过程，同文学自觉的进程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骈文是一种重视形式美的文体，过于追求形式美就难免在形式同内容的关系上畸轻畸重，造成表达的累赘或障碍，这是骈文发展成熟以后难以克服的局限。不过不少论者在高度评价古文运动的进步意义的时候，往往对于古文运动所极力批判的骈文的消极面强调过甚。如果骈文果真一无是处，那么中古时期骈文的发展、成熟及其普及、流行就无法解释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类生活之所必需。
参考资料：
·《与朱元思书》
·《文心雕龙·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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