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首90年代初 娃哈哈并购杭罐厂 宗庆后讲了三句话 至今精彩

1991年8月下旬，我和张宏辉在忐忑和兴奋中开车在杭州罐头厂的厂区里慢慢地转着。张宏辉说：“真大啊。”我回答道：“真大啊。”杭州罐头厂的厂区面积有一百亩，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它就是艘“航空母舰”。

在那个思想争论、观念交锋的年代，浙江人开拓的个性和智慧绽放在我们这场娃哈哈兼并“杭罐”厂的“百日兼并”个案中，闻名全国的“小鱼吃大鱼”构成了独特的风景，在中国经济史上吹响了先声夺人的号角。

“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犹在耳边，我在反对、抗议、争议的漩涡中惊心动魄、惊险万状地行走，却选择扛住，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选择正确的艰难。多年之后，当我回忆这场风起云涌、激情澎湃的兼并，它给了娃哈哈爆发力。我由衷地感谢浙江人开拓的勇气和智慧，感谢来自政府和民间的每一份支持。

电影《教父》里说：“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也看不清一件事本质的人，自然是不一样的命运。”

要做好事情，关键在于看透本质；看透本质，关键在于化繁为简。

——宗庆后

三年的时间里，娃哈哈的产能扩大了60倍，利润暴涨了100倍，销售商们扛着一袋袋现金来抢货。急需扩大产能的娃哈哈面临着一场创造性的跨越之战，在政府的支持下，宗庆后在一波波质疑声中，作出了最明智的抉择。

1991年夏天，娃哈哈已经告别了小型校办工厂的地位，宗庆后终于不再是一个迷茫彷徨的中年男人，而变成了一位真正的企业家。他已然成为杭州城里家喻户晓的人物。

桎梏娃哈哈和宗庆后未来之路的，不再是市场，而变成了产能。从1988年开始的三年里，娃哈哈的产能已经扩大了60倍，但这远远不够；利润暴涨了100倍，但他希望得到更多。

娃哈哈已经成为一个奇迹。它在全国都是一个火热的词汇。催货的电话、电报和信函不断，清泰街上排了一长溜前来提货的车队，把公司的门口都堵起来了，有时候甚至需要警察来协助维持秩序。宗庆后的办公室门口站满了等待批发货条子的人，他们很多人都扛着蛇皮袋，袋中装满了现金。他们知道，得到了宗庆后的条子，就等于得到了更多的现金。公司的仓库空荡荡的，杭州一些拿到了条子的销售商干脆直接倒起了指标，把指标卖给外地的销售商。他们把“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当成了期货，这样的时代，简直比黄金还要灿烂。

已经开始有人关注“娃哈哈现象”，经济学界甚至夸张地说这是“校办企业的奇迹”。

那时候娃哈哈囿于产能，无法扩大生产，眼见每天的产量跟不上，市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宗庆后大感苦恼。要知道，市场机遇可谓千金难换，一旦丧失，会让人痛心疾首、追悔莫及。

宗庆后已经向上级递交了批地建厂房的报告，可是这次的“上级”已不单是上城区教育局，还有杭州市的很多个部门。他们要层层把关地审批项目，正儿八经地当作一件“大事”来对待。杭州市计划委员会批了30亩用地计划，可是整整一年，娃哈哈的项目还是没批下来，地还是在天上飘，他们只能四处找地方去租车间生产。

用困兽来形容宗庆后当时的心情也不为过，他为此心急如焚。

有一天新华社浙江分社的两位记者朱国贤、傅上伦到娃哈哈调研，宗庆后在清泰街的办公楼里跟他们见了面。他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他们，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宗庆后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使那些“官老爷”们知道，照这样的审批速度，即使30亩地敲定，他们把厂房建设好了，市场也不会干等着。市场很饥饿，如果喝不上“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就会去喝别的口服液。娃哈哈辛苦经营的市场，最终会抛弃他们。

两位记者在娃哈哈整整待了一个月，写了一篇详尽客观的长篇报道——《发生在小学校里的经济奇迹》。这篇长篇调查报道刊发在1991年7月份的新华社内参上，详尽地介绍了娃哈哈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娃哈哈的四个特征：工厂无成品仓库，库存几乎为零；每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仅1.54元，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为全国罕见的6天；没有借贷欠款，与当时深陷“三角债”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形成鲜明对比；流动资金全部自给，银行账户里还有将近2000万元存款。他们真实地复述了宗庆后的苦衷，呼吁有关部门给予娃哈哈帮助和支持。

邹家华副总理看到了这篇内参，做出了批示：“这篇报道很有启发，可印发各部门、各地方负责同志参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后报送给了国务院各领导和各省、市、区负责人参阅。“娃哈哈”和“宗庆后”成为国办红头文件上的名字，受到整个中南海以及各地主要领导人的关注，杭州市自然也跟着被瞩目起来，并且因此创造了机会，使娃哈哈完成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跨越。

历史性的“大胆假设”

1991年8月14日，娃哈哈在清泰街的办公室来了几位客人，一位叫沈者寿，是当时杭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一位是杨树荫，是市委办公厅主任；还有一位是《浙江日报》杭州记者站站长杨新元。他们的突然造访，令宗庆后颇为惊喜。促成这事的，是新华社内参上的那篇《发生在小学校里的经济奇迹》，以及宗庆后与杨树荫的一次短暂接触。

就在之前不久，宗庆后与孙建荣拿了一位报社老编辑的条子去找杭州市委办公厅主任杨树荫。宗庆后对他说，娃哈哈有一个报告早已报上来了，要征用土地、扩建厂房，审批程序走得实在太慢了，希望杨主任能帮忙说一下，让下面的人批得快点儿。

之后，杨树荫就去打听了娃哈哈状况，了解了一下宗庆后这个人。他发现娃哈哈发展得非常好。“这样好的企业没有听到过，产品用不着进仓库，门口汽车排着等产品，零库存、零贷款、零欠款，什么都没有，三零企业。”杨树荫因而大感兴趣，想寻个机会到娃哈哈去看一下，这才有了8月14日的突然造访。

沈者寿他们三位给娃哈哈和宗庆后都打了高分。杨树荫回忆说：“去了娃哈哈之后，感觉非常好，企业的前景非常好。当时就看到车间里热火朝天，管理得非常有效率，井井有条，宗庆后也非常朴实，没有一点企业家的架势，说的话很实在，很能抓住要点。”他们印象特别深刻是亲眼看到排队等货的许多车辆，佐证了娃哈哈营养液的旺销。大家为杭州出现了这样一个“出挑”的企业而感到由衷自豪。

双方在三楼的小会议室里进行了一场座谈。既谈起了那篇文章，也谈起了娃哈哈所面临的艰难现状，尤其是在厂房扩张方面所受到的政策制约。他们的到来使宗庆后感到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所以在谈起困境和制约的时候，一吐为快。

宗庆后向他们说了娃哈哈因为厂房而制约了产能，因为产能而制约了市场，极有可能错失发展的大好时机；同时也向其抱怨了批地的流程和办事的效率。他们微笑着倾听，没有反驳，除了偶尔的提问外，只是默默地记录。等宗庆后讲完了，抱怨完了，他们才开始自己的“畅谈”，就像是今天的“头脑风暴”。

一屋子的烟雾缭绕中，畅谈打破了身份的界限，每个人都在为娃哈哈出主意、想办法。接下来就是务实的讨论，而不是官话和套话。

这三个人都是思想敏锐、视野开阔的人，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让娃哈哈兼并一家亏损的国有企业。他们认为当时杭州不少国营企业都负债累累，日常经营陷入困境，职工工资发放都成了难题，但是他们有大量的厂房设备闲置，还有很多熟练的技术工人，如果能够让娃哈哈兼并一家亏损的国营企业，不但可以解决娃哈哈的难题，还可以盘活僵死的国有资产，解决国企职工的就业问题，一举多得，多方共赢。

对于宗庆后来说，兼并的成本是优先考虑的选项，毕竟，厂房是第一位的。娃哈哈当时面临的问题无非是想获得大面积的厂房，为此，宗庆后什么都能豁得出去。

哪家国企最合适？沈者寿提到了一街之隔的杭州罐头厂。杭州罐头厂在杭州可谓鼎鼎有名，它有着辉煌的历史，曾经是全国十大罐头厂之一，也是外贸部定点出口加工企业。“杭罐”拥有超过2000名员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创下过一千多万元的年销售额。

然而历史不能当饭吃，当计划经济逐步为市场经济取代， “杭罐”的制度劣势就像爆裂的大米花一样迸射开来。尤其是1989年之后，主要依靠出口生存的“杭罐”，因为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外贸订单骤减、产品大量积压，以致经营急转直下，负债不断攀升，企业很快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就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难题。到1991年初，“杭罐”已经负债超过6700万元，人均欠债超过3万元，库存积压产品高达1700万元，超过740名退休工人的退休金也需要企业来负担。曾经辉煌一时的“梅林罐头”，终于走到了末路。

依靠自身的力量，杭州罐头厂已经没有起死回生的任何可能了。“烂摊子”、“回天乏术”……尽管人们把这些词汇套用在了“杭罐”身上，但是宗庆后知道“杭罐”是一个宝藏，一百多亩地的厂区、超过6万平方米的厂房，2000名熟练的技术工人，对于他和娃哈哈来说，简直就是“无价之宝”。

在回市委的路上，沈者寿他们又把讨论深入一步，除了杭州罐头厂，还提到了杭州一家制药厂。讨论了一路，沈者寿最终拍板还是建议兼并杭州罐头厂。

然而他们又产生了担忧：由一家创办才不过4年的校办工厂去兼并一家庞大的国营企业，这行得通吗？这样一个触及传统体制和利益机制、充满了开创性和挑战性的设想，大家会平静地接受吗？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要冲破几十年来形成的体制和利益束缚，谈何容易？他们心里没底儿。

沈者寿等人回去之后，就把对娃哈哈的调研写成了调研文章，由杨树荫执笔，三个人共同署名。

文章写完之后，杨树荫和杨新元立即把他们在娃哈哈调研的情况向时任杭州市长卢文舸作了汇报，还把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厂的设想提了出来。卢文舸很激动，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这个设想很好，我支持！”他们对卢文舸进行了“多方共赢”的分析，也把他们的担忧提了出来。卢文舸一边听，一边频频颔首。他对两人说：“改革就是要冒风险。只要是对经济建设有利的，再大的风险也值得。”

得到了卢文舸的首肯之后，沈者寿又向时任杭州市委书记吴仁源作了汇报。吴仁源肯定了他们的思路，但是他并未急于决断。他要到娃哈哈实地考察一番再做最终的决定。

第二天下午，正是酷暑季里最热的时候，吴仁源来到了清泰街。他在娃哈哈的厂区里转了好几个圈子，看了生产线、库房、前来拉货的货车，他跟工人、货车司机聊天儿，然后才把宗庆后找去谈话。

吴仁源是宗庆后这么多年来见过的最大领导，在杭州，对方就相当于“天”。吴仁源开门见山地问了娃哈哈的一些经营数据。宗庆后则是敞开心扉，把各种急切、焦虑、困惑、抱怨一股脑儿地倒给了他。“我就是想抓住机遇把企业做大做强，为杭州的发展多做贡献。”宗庆后说，“现在是个黄金市场，如果错失了发展机遇，我们肯定肠子都悔青了。”吴仁源微笑着听他的抱怨，离开的时候，神态怡然、步履轻松。

吴仁源的到来，以及杨树荫所反馈回来的信息使宗庆后确信，无论是否能够兼并杭州罐头厂，由于吴仁源、卢文舸、沈者寿等人的支持，也由于娃哈哈所呈现的令人期许的未来，他们遇到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一切的阻碍都会轰然坍塌，一切的困局都会迎刃而解。

吴仁源从娃哈哈调研回来后就找到沈者寿，确定了兼并杭州罐头厂的思路，并且吩咐他与相关部门对接，交换意见，听取建议。沈者寿获得了吴仁源和卢文舸的两面“金牌”，又身兼市委常委的身份，所以当他逐一找杭州市经委、体改办、财税局、轻工业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和上城区区委、区政府领导交换意见的时候，所获得的都是对兼并思路的赞赏和支持。

所有人都意识到，在1991年的杭州，必须要出现一种突破常规的改革思路，也必须要出现一种能够呈现出活力和生命力的改革方案。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后，他们表态一定会全力以赴、密切配合。他们想成为改革的参与者和亲历者，而不仅仅是旁观者和鼓掌呐喊的人。

选择代价最大的方案

就在杭州市委、市政府下决心把兼并之路趟平的时候，宗庆后让张宏辉开车陪同一起去罐头厂进行“秘密考察”。吴仁源到清泰街的调研已经使宗庆后确信有兼并“杭罐”的可能性，他需要在一切变成既定事实之前去实地考察一下将要拥有的那片土地，以及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人们。

张宏辉说：“真大啊。”宗庆后回答道：“真大啊。”杭州罐头厂的厂区面积有一百亩，对于那时候的他们来说，它就是艘“航空母舰”。尽管宗庆后和张宏辉都曾走南闯北，算是见过世面的人物；尽管他们在杭州已经名声大振，为很多人所议论和羡慕，但是他们依然像乍富的穷人，满眼都是新奇，对未来充满的只是基于经验之上的想象。除了在想象当中，他们从来没拥有过这么大的地方；这种念头，在今天听来，似乎充满了怪诞滑稽。

连年的亏损已经使杭州罐头厂丧失了活力，荣誉感的丧失、现实的压迫，让昔日的光辉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压得人们不堪承载，压得他们只有茫然和沮丧的神情。

看到他们，油然而生的，不是厌弃，而是一种拯救的冲动。直到今天，宗庆后依旧相信，人不是生来就高尚的，一定是某些东西激发了内心的某些欲望，使他成为了一个代言人，一个仲裁者。那一天，那一刻，宗庆后所被激发出来的，今天他意识到了，那是一种责任，愿意改变那些人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冲动。

“这里将是我们的了。”宗庆后对张宏辉说。

“是吗？”

“好大的地方啊！要是这里真的能让给我们来用，再大的代价我也愿意付出！”

就在他们对杭州罐头厂进行了秘密考察后的第二天，宗庆后接到了来自杭州市委办公室的通知，说是市委秘书长沈者寿有请，让他前去谈谈改革方面的事。接到这电话的时候，宗庆后的心狂跳不已，因为他知道，兼并杭州罐头厂的事终于到了实施阶段，推进的速度之快，远超他的预想。

两人见面后，没有任何寒暄，沈者寿就开门见山地说：“如果让你兼并杭州罐头厂，你愿意不？”

宗庆后没有任何犹豫：“只要市委下了决心，我当然愿意！”

沈者寿说：“‘杭罐’厂还有6000多万元的债务和2200多名职工，其中光退休工人就有740多人，这个负担也不轻啊。为了稳妥起见，有关部门提出了代管或者联营等几种方案，你看看，觉得哪种方案更合适？”

宗庆后回答说：“要兼并就应该清产核资、明晰产权、彻底兼并，否则旧账不清，企业是很难放开手脚发展的。”

沈者寿：“这样的话，你可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宗庆后说：“我不怕吃眼前亏，债务我有信心偿还，员工我也有能力安置。”

市委和市政府也曾提议搞合并，娃哈哈不需要花一分钱，仅要接收500个工人就可以了。宗庆后也动过念头，因为合并的速度更快，可以让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杭州罐头厂的厂区、厂房吃下来，快速开工。但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娃哈哈合并杭州罐头厂是“瓦解国有经济”，形成了舆论上的压力。同时，也有明智的朋友劝他说：“老宗，不能搞合并。合并是一种行政行为，兼并是一种市场行为，这是性质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方式。不能退，只有兼并。一搞合并，所有领导班子保留，一正七副都要保留；兼并的话，厂领导都由杭州市负责安置。”后来宗庆后就再也没动过合并的念头。

事实上，宗庆后并非对要付出的代价没有担心，但他更担心的是，如果制度问题不能一次性解决，日后一旦磨合不到位，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盘根错节的关系交织到一起，要想理顺，所付出的代价，不知凡几，远远超过一次性的成本支出。

颇具开拓精神的杭州市委、市政府发出指令，让市体改委牵头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个比较可行的兼并方案：由娃哈哈出资8411万元整体收购杭州罐头厂，同时负责接收原企业的500名合同制工人。“杭罐”厂的其他员工解除劳动合同，通过提前退休、下岗等途径分流，退休人员由杭州市政府负责安置。为了减轻娃哈哈的负担，允许“杭罐”厂原有欠款由债权银行挂账停息，待企业扭亏为盈后再进行还款。

出资8411万整体收购杭州罐头厂，这个数字使宗庆后大感压力。然而其他的条件，尤其是人员分流、原有欠款由债权银行挂账停息，又使他大为感动。没什么好犹豫的。宗庆后告诉沈者寿，人员分流问题不用市里为他考虑，他愿意接收“杭罐”厂的全部2200多名员工。他还愿意立下军令状，一定在半年内扭亏为盈，决不拖债权银行的后腿。

宗庆后知道这样做一定会使他和娃哈哈面临更多、更大的压力，但他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基于相互的理解与扶持、彼此的接纳与沟通；做生意更是如此，别人站在你的立场上帮助你解决问题，你更应该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排解烦忧，这样才能长久。

当宗庆后回到清泰街，把兼并杭州罐头厂的消息告诉孙建荣、张宏辉等一拨大将之后，他们开始埋怨起来。他们觉得老大意气用事，市里都已经主动替公司卸包袱了，他却非要自找麻烦。

宗庆后告诉他们，作为一家校办工厂，历史又很短暂，兼并杭州罐头厂，一定会面临很大的舆论压力。“我们的姿态越高，兼并改革中遇到的阻力就会越小，我们从市领导、“杭罐”员工、社会各界那里赢得的好感和支持就会越多。”

他说：“吃亏是福。老话不是这么说的吗？只要能顺利实施兼并，成功拿到罐头厂的土地和厂房，我们娃哈哈的优势就会发挥出来，蛋糕就能成十倍、百倍地做大，别说几千万元债务、几千名员工，就是背上再大的包袱也是划算的。”

阻力还是超出预期地到来了。在“杭罐”厂、娃哈哈内部和社会舆论三重压力的“围追堵截”下，宗庆后杀出重围，用一次讲话就瞬间“秒杀”了“杭罐”厂职工的沸反盈天，他不仅要兼并“杭罐”厂，更要征服人心。

然而阻力还是超出预期地到来了。改革，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是冲破习惯势力的影响、扫除旧观念的一次攻坚战。尽管得到了父母官的支持，“好人宗庆后”只是体现在了市领导面前，“坏人宗庆后”却成为杭州罐头厂的公敌。

当兼并的消息传到杭州罐头厂的时候，因为毫无心理准备，又因为国营大厂的“辉煌记忆”，干部和职工们团结一致，空前激烈的反应迸发了出来。

三重压力

1991年8月29日，由杭州市委、市政府为此次兼并专门成立的工作组进驻了杭州罐头厂。当天下午，工作组和“杭罐”厂共同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但是兼并的决定刚开始传达，整个会场就乱了，他们开始议论纷纷，有的痛哭，有的大骂，甚至有的人已经坐不住了，站起来直接退场。总之，所有的员工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这次兼并的抗议。

第二天，杭州罐头厂再次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就“是否同意兼并”这一议题进行表决。但到最后，还是没有得出同意兼并的结果——表决进行了好几次，都未能通过。会场上的气氛十分沉重，每个“杭罐”厂的职工代表们的脸上都是一副世界末日的表情，他们既悲愤又凄凉。

宗庆后能够理解他们的愤慨与悲怆，尽管他无法认同和接受。但同时，他也无法强迫他们认同“这不是世界末日，这是一种更好的未来”。谁都知道，1991年的中国大地，虽然改革的浪潮早已席卷整个中国，但是因为国内外的种种原因，人们的改革意识还处在停滞甚或倒退当中。

1990年2月的《人民日报》还有文章把“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叫作“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在那两年中的思想交锋中，产生了皇甫平所警告的“新的思想僵滞”，以至于邓小平后来在南方谈话中一针见血地特意强调：“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小平同志抓住1991年思想争论和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91年，思想上的交锋和争论正处于最激烈的时段。在杭州，在国营企业里习惯了从生到死制度保障的“杭罐”人，相信国营企业是颠扑不破的“铁饭碗”，相信国家不会不救一家有着辉煌历史的国营大厂。

对于两千多“杭罐”人来说，如果是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国企兼并了他们，即使不情愿，也可以勉强接受。但是当“宗庆后”和他那间只有160名工人的校办小厂出现的时候，他们不可避免地感到了羞辱，从感情上接受不了。

各种声音、各种反对力量，自发地结集起来。“誓与企业共存亡”的标语刷满了罐头厂的围墙，揭露企业被“出卖”、反对企业被兼并以及批判兼并的“大字报”，贴满了厂区的公告栏；“护厂队”、“生产自救委员会”正在酝酿成立。在今日看来，一桩普通的经济事件正在朝着复杂的方向发展。

工作组进驻的前一天，正好是礼拜天，罐头厂的一些中层干部开了个会。他们争论不休，但感情还是主导了结果。很多老职工希望“自救”，鼓励员工“自救”，他们还建议成立护厂队，以抵制娃哈哈的兼并。

与之遥相呼应的，正是弥漫在1991年的那场思想交锋。社会上的各种议论也出现了：

“姓‘社’还姓‘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

“中央不是说要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吗？可他们却偏偏把一个国有大企业给搞死了！”

“这简直就是和平演变！”

这种充满指向性的标语霸权出现在一家国营企业尤其是杭州罐头厂身上时，充满了浓重的政治意味和死亡气息，让人印象深刻，历久而无法忘记。杭州罐头厂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它的衰落缘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它的命运应由国家负责，而不是由宗庆后与娃哈哈来支配。

宗庆后回忆说：“不仅是因为当时兼并很少见，更因为是‘民营小鱼’吃掉了‘国有大鱼’。这在全国都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很多人都反对，一些报纸也写文章批评我，说我挖社会主义墙脚。”

如果仅是杭州罐头厂2200多号人的反对，再混杂一些外部的声音，倒也算不上什么令人头疼的事情。这是杭州市委与市政府的决策，天塌下来有他们顶着。但是娃哈哈内部的反对力量，却需要宗庆后独自承担。

娃哈哈的160多名工人已经习惯了创造市场奇迹，并且经由市场的奇迹获得令人羡慕的工资收入。那时候，厂里小日子越过越滋润，什么福利都发，目鱼卷、排骨、带鱼、黄鱼，员工之间的玩笑话是：“除了女人，什么都发。”他们担心兼并杭州罐头厂会拖垮娃哈哈，使他们的收入下降。

“这么大个亏损企业，几千万元的债务哪，咱们好端端的一个企业还不被他们给拖垮了？”

“咱们吃苦受累创下这份家业，现在倒好，一下子要来那么多亏损企业的职工跟我们分食，他们凭什么？”

“兼并可以，承担债务我们也认了，但是那么多员工我们不能要！”

各种反对的声音、商榷的说辞，纷至沓来，对宗庆后形成了一种围堵，使他艰于喘息。好在他已经习惯了在压力下面讨生活，三重压力共同出现，只是增加了压力值而已，所需要解决的，是同一个本质。

杭州市委、市政府也面临比这更大的压力，他们所苦恼的是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他们不愿这项新的改革因为各方势力的反对功亏一篑、无疾而终。他们明白历史的最终方向和人心的最终去处，是希望能锐意改革。

解决市场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主体直接对话。所以，在最紧急的时刻，8月30日的深夜，沈者寿给宗庆后打了一个电话：“我想让你明天跟我一起到‘杭罐’，去跟那边的职工介绍介绍娃哈哈的情况，谈谈你对兼并的思路和打算，你看怎么样？”他说，只要宗庆后有勇气站出来，他愿意出马为其保驾护航。

宗庆后说：“好，我去！”

瞬间“秒杀”

“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来救你们的……”

这是那天下午宗庆后对“杭罐”人说的第一句话。在说这句话之前，宗庆后所看到的是一群散兵游勇，闹哄哄地准备看一场笑话。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会不吝口水，将他赶下台去。

在下午两点半宗庆后出现之前，杭州罐头厂的300多名党员和班组长以上干部已经被召集到了厂部礼堂里。他们像炸开了锅一般，议论纷纷，猜测着“宗庆后”这个野心勃勃的兼并者到底是何方神圣？“宗庆后”会跟他们说什么？娃哈哈职工、原“杭罐”人陈刚强说：“许多职工代表商量着要把宗庆后从会场轰出去，我当时也接到了通知。”

当宗庆后说出第一句话后，哄闹声不见了，口哨停止了。他们被镇住了。他们陷入了沉思当中，陷入了记忆、当下以及未来的三维困惑当中。是啊，杭州罐头厂，已经是濒死了，谁会来救他们呢？

“没有人能够救‘杭罐’厂，除了你们自己，两千多名‘杭罐’人。”

多年来，宗庆后已经学会了喜怒不再形于色，真诚是最能打动人的东西。那一天，他想推心置腹地与他们进行交流，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娃哈哈，以及藏匿当中的那个真实的“宗庆后”。他会把自己的慷慨激昂、生气和压力一起展现给他们。他对他们说：“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请做对你们最好的一个选择。”

在“杭罐”人记忆当中，这样的话，这样的“拯救者”，是他们从未见到过的——没有传说中的傲慢与偏见，只有真实的理智与情感；没有“拯救者”的咄咄逼人，只有邻家大哥的掏心掏肺：

“‘杭罐’厂落到今天，不是大家不努力，而是机制上的问题，是运转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旧机制，再也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冲击了！我们来，是要和你们一起脱胎换骨，让‘杭罐’厂重振雄风！”

宗庆后向他们介绍了娃哈哈的基本情况，讲了他们激动人心的创业历史，如何开拓市场，打赢了华南、华东、华北几大战役，成为市场上异军突起的力量。

他对他们说起了娃哈哈耀眼的数字：

“去年一年，我们娃哈哈146名职工实现年产值1个亿，创利2224万元，经济效益在杭州市名列第2位，在浙江省列第6位！从经济效益看，娃哈哈才是真正的强者！在全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中，我们娃哈哈名列第85位；在全国60万家校办企业中，我们更是连续多年的效益冠军！”

数字是最能说服人的东西。当人们因为务虚而备感折磨的时候，数字能够为他们提供值得信服的证据。

躁动的会场在一连串关于娃哈哈的数字中安静了下来， “杭罐”人的内心一定再次被撼动了。

杭州罐头厂有着辉煌的历史，然而即使在他们最光荣的时刻，也不曾达到娃哈哈的市场高度。他们辉煌得早，衰亡得也快，人均欠债达到 3 万元，仓库也满是积压的罐头，几乎一夜之间就从顶点跌落到了冰点。

“我们的主导产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已经先后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的各类金奖、大奖20多项，销售状况和资金回收情况都非常良好，目前企业不仅没有任何欠债，而且在银行里有一笔吃吃利息就足够支付全厂职工工资的存款！”

“按照我们的发展趋势，完全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规模化经营。但是，我们的生产场地十分有限，发展因此受到严重制约。市计委给我们批了30亩的用地计划，可一年多时间过去了，项目却还没有批下来。眼看着大好的形势就在面前，可我们却无法扩大优势乘势而上，我心里着急啊！”

当时的宗庆后差点哽咽落泪，因为那碰触到了他最真实的焦虑。他相信听众一定感受到了这种痛感，因为他感受到他们的敌意和消极因素正在消失，正在朝着友善和积极转化。

在自己人面前时，宗庆后不是一位霸气横溢的厂长。他不需要在他们面前展示自己的权威，反而希望展现真性情，成为他们的父兄，成为他们的家长。他们能够看到他坚强的A面，也会看到他脆弱和柔软的B面。

他们见到了一个说话坦诚直接、不隐瞒真相的宗庆后，没有场面话、客套话，也没有趾高气扬的姿态、咄咄逼人的语调。多年之后宗庆后意识到，这或许是他特殊的优势：自己可以用最直接、最有效、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与人们进行沟通。

宗庆后告诉他们：“现在，‘杭罐’厂虽然在经营中遇到了困难，但是你们有6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设备，有一支政治觉悟高、战斗能力强的职工队伍。如果能把‘杭罐’和娃哈哈的优势结合起来，肯定能产生无穷的力量！”

他要抛给他们一个美好而触手可及的梦想，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未来；他要给他们方向和路径，让他们作出最优的选择。

“企业要生存，就必须要盈利。兼并之后，罐头还是可以照做，但必须是要能够赚钱的，不赚钱的我们坚决不做。”

“兼并之后，两厂的工人就是一个大家庭里的人了，所有员工同工同酬，多劳多得，一视同仁。我保证，只要是勤劳肯干的人，收入一定会比原来多几倍，甚至十几倍！”

宗庆后郑重向他们作出承诺：“我来这里以后，你们有工资，有奖金，有活干——我先贴三个月奖金给职工，以后干好干坏看自己；娃哈哈现在只有一百来个人，所以现在工厂的干部当然都继续当干部，以后干好干坏当然也要看自己。”

陈刚强说，宗庆后还承诺“尽快恢复生产，改善职工生活”，并且具体说明了职工将得到哪些实际利益，比如职工子女一至六年级的学费予以报销。

对于每月奖金只有5元、10元，月收入只有20多元的杭州罐头厂员工来说，这样的承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震撼；对于那些担心职位不保的干部来说，他们悬着的心可以暂时放下了。他为他们描绘了一个美好前景；他也必须让他们知道，他所提供的只是前景，能否实现全靠他们自己。就像《国际歌》中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关于企业的管理，我坚持的是管理要严、待遇要好的原则。没有严格的管理，企业就不会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没有良好的待遇，企业同样不会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一起创造美好的明天？”宗庆后最后一句掷地有声、豪情满怀的提问，把全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当他说完之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曾停歇。宗庆后听得出掌声中蕴含的情感和期待。他知道，他成功了。

在接下来的杭州罐头厂第七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娃哈哈兼并“杭罐”的决议获得了通过。杭州罐头厂的2200多名工人，作出了对自己最好的、最值得去赌一场的选择。多年之后，宗庆后还在为他们感到骄傲，也为自己骄傲。

9月4日，杭州市政府正式下文批准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成立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自1991年10月起，娃哈哈先后为杭州罐头食品厂偿还银行贷款3190.84万元；偿还其他负债1167.4万元；弥补杭州罐头食品厂历年亏损1657.61万元及待处理财产损失192.4万元，收回杭州罐头食品厂产品价差0.31万元；并且在1993年2月至1997年4月期间向杭州市财税局共支付2000万元资产转让费。也就是说，娃哈哈这条“小鱼”，为了吃下杭州罐头厂这条“大鱼”，先后共付出了8207.94万元的代价，可谓是倾全力一搏。

宗庆后认为必须要感谢时任省委书记的李泽民同志在《浙江日报》上公开表态支持，以及一些新闻媒体此后对他和娃哈哈的支持，他们的“话语权”使他最终获取了舆论的信任。那场新闻发布会后，杭州的所有媒体都对这场“小鱼吃大鱼”的兼并作了正面报道，而这当中最具有影响力和舆论风向标作用的当属9月5日的《杭州日报》的头版头条。

新段落的开始，需要一个感叹号为旧段落谢幕。

这篇名为《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的报道以“让优势企业增强后劲，使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作为副标题，这句话无疑是对这次双赢的改革的最好评价。这篇报道的作者就是这次改革蓝图的设计者中的两位——浙江日报社

杭州记者站站长杨新元和杭州市委办公厅主任杨树荫。配发这篇报道的“评论员文章”也毫不保留地对这次兼并活动表示赞赏。这位隐姓埋名的评论员毫不掩饰对这次兼并活动的支持和肯定，并把这次兼并定性为“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突破”。这位评论员正是让此次改革破冰的重要人物——市委秘书长沈者寿。

舆论的肯定不只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更是引起了浙江省省委的重视。9月7日，娃哈哈迎来了一位贵客——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他是专程来刚组建的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实地考察的。他在查看了被兼并的“杭罐”厂后，十分满意，面对众多娃哈哈的新老员工，他大赞这次兼并改革是一件“利国、利民、利企业”的大好事。不久之后，时任浙江省省长葛洪升亦表态支持，时任杭州市市长卢文舸也带着当地银行的负责人上门，帮助娃哈哈解决后续发展资金问题。而实际上娃哈哈并不需要贷款，因此仅提出来原罐头厂贷款予以挂账停息，而后娃哈哈亦很快把罐头厂的贷款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