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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简介
田米亚，1984年进入《贵州日报》，曾在《贵州日报》文艺部任记者、编辑，记者部任副主任，《贵州都市报》任副总编。2001年“北漂”，入职《经济日报》，现任经济日报集团旗下证券日报社副社长、《证券日报》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因为“《贵州日报》创刊70周年·我在文艺副刊的岁月”讲述专栏的邀请，我打开了当年的作品剪贴本，也就打开了那段尘封的记忆。那些当年发生过、经历过的点点滴滴迅速涌上心头，一切仿佛就在眼前，真好比那首歌里唱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1984年7月的某一天，刚从大学毕业的我拎着一只木箱来到位于相宝山北路的《贵州日报》人事部报到，成为其中的一员，开始了我的媒体生涯。经过一年夜班校对、文艺部、记者部三个不同部门和岗位的实习，最终在文艺部落下脚来。当时的文艺部主任是林钟美，副主任是何光渝。但是林钟美老师时间不长就离开了《贵州日报》，何光渝老师担任了文艺部主任。
我在文艺部是以记者身份进入角色的，我想是两位领导见我生性活泼坐不住板凳，因材施治吧。记忆中最早的一次重要文艺活动采访是在1985年的夏天，省里著名作家李宽定的同名小说《良家妇女》改编成的电影在贵阳举行首映式。在这个相对闭塞的山城，有一个本地作家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并在当地举办首映式是一件大事，何况当时除了导演黄健中，主演丛珊，还来了正风靡全国的女歌唱家朱明瑛助阵，真是豪华阵容，轰动省城各界。
举办首映式那天下午，我约好李宽定老师先去他观水路省文联的宿舍中采访，听他讲述《良家妇女》从小说到电影的创作、改编过程，以及他自己如何从桐梓县城的一名教师成长为省文联专职作家、全国作协会员的人生经历，还在他家蹭了晚饭，然后和他一起去了位于遵义路上的朝阳影剧院。
自首映式结束后，李宽定老师成为我的良师益友，革命友情一直延续至今。
掐指一算，我在文艺部时间不算长，中间还穿插着到六盘水、遵义两地记者站驻站锻炼、外出学习的经历，有不少事已经记忆模糊。好在我还有一个剪贴本，上面一篇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告诉我，在文艺部期间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记者，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娱记”，如此看来我是多么资深，堪称骨灰级，甚至鼻祖也不过。
笔墨当随时代。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正是全面改革开放的初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在音乐界，港台音乐风靡大陆，各种商演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引发了通俗唱法就是庸俗，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才是高雅的争论。当年张行的一曲《迟到》风靡全国大街小巷：“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也带来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她，哦她比你先到。”新颖的歌词和张行轻松随意的演唱风格迅速在年轻人中流行，这首现在看来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流行情歌在当时可是引起轩然大波。表面上看似乎是对一首歌的不同评价和好恶，实际上却是新旧两种观念的激烈碰撞。正在此时，小提琴家盛中国、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钢琴演奏家鲍蕙荞、男高音歌唱家林金元四人来贵阳演出，我们文艺部抓住机会做了一期周末特写“音乐家四人谈“的报道，他们四人分别从自身的角度谈了对流行音乐的理解，对观众欣赏水平的引导和培养，作为音乐家的自己应该如何积极做些什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等等，及时、客观反映了当时的文艺现状。
我一直觉得，由于工作的缘故近距离去接触明星名人，采访他们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既是工作就认真对待，大家平等交流不卑不亢，不必过分崇拜或者去追星猎奇。秉持这个态度，我作为娱乐记者总能得到被采访者的尊重，几乎每次都能顺利完成采访。
比如对张振富耿莲凤这对全国知名的军旅二重唱歌唱家的采访。得知他俩来贵阳演出的消息，我便兴致勃勃去剧场采访。到了后台，看见两人正在排练，我便没有打断，找到演出负责人把自己的身份和目的做了说明，耐心等在一边。
时间过去很久了，两人排练结束开始闲聊了也不搭理我。我就主动走上前去说希望采访一下，估计会占用两位老师的一点时间。没想到张振富很不耐烦地对我说：“你是不是要问我你俩是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呀？你跟谁学习唱歌的呀？这种问题两句话就答完了。”我一下被噎住了，但不服输的劲头也上来了，马上反问他一句：“我还没有开口呢，您怎么知道我问什么呢？”我接着又说：“今天来采访您是报社安排的工作，您愿意就接受，不愿意就算了，大家都不用耽误时间。”张振富愣了，说话的口气开始缓和下来：“那你要问什么？”我说：“我想问您，假如您跟耿莲凤老师下部队演出，台下的战士们请你唱《迟到》，您会唱吗？”听到这个问题，他的话匣子打开就收不住了，从通俗唱法说到民族唱法，从轻音乐说到交响乐，一直说到演出开始耿莲凤老师叫他准备上台才离开。看见他意犹未尽舍不得走的样子，我心里真是有点小得意。
后来我又采访过不少明星，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哑剧表演艺术家游本昌。他是应中国圆明园基金会的邀请到贵阳演出的。那时，他参与拍摄的6集电视连续剧《济公》在央视热播，又登上春晚舞台表演哑剧，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哑剧热，知名度非常之高。按时下的说法，是绝对的流量明星。台下的游本昌老师没有一点架子，性格平和可亲，认真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跟他聊天非常放松。还记得完成采访跟他说再见，他眼一瞪嘴一抿双手一摊，用哑剧的方式跟我告别，令我印象深刻。
当年做“娱记”还做过一篇是对刘晓庆在贵阳领衔主演募捐晚会的监督报道。演出当晚我在现场，整个一台晚会除了有两三个节目还有点水平，其余节目全部是临时拼凑而成，还有歌手唱歌时直接跑调，台下观众纷纷表示强烈不满。第二天我就以“刘晓庆领衔主演募捐晚会在筑首演贵阳观众大呼遭烫”为题做了报道。只可惜当年没有互联网这样的传播方式和速度，在贵阳也就演一场，接下来去哪里烫人也不清楚，监督力度和效果就无法评估了。要换成现在，估计后面的演出一律“凉凉”啦。
当年文艺部的氛围实在太好。我当记者，可以采访省外的明星、名人，也可以采访省内的大家如蹇先艾先生、陈恒安先生、何士光老师、叶辛老师等等，也采访很多普通人。省里各种与文艺演出有关的活动，何光渝老师都派我前去，所以贵州省里面很多大型文艺活动我是十处打锣九处在。无论是参加贵州国际儿童艺术联欢节、花溪之夏音乐会、苗岭之声艺术节这样的高大上活动，还是观看贵州省、市歌舞剧团的演出，甚至来自遥远的新疆一个地方文工团在贵阳的演出，我都满怀热情去采访写稿，借机大饱眼福和耳福。我可以去正规的演出剧场，也可以慕名走村串寨去很远的乡下寻找一名吹唢呐的民间艺人；可以去采访贵州饭店的少男少女，也可以去王家巷采访做生意的小商贩；去采访艺术节的声乐比赛，我会比人家参赛歌手还唱得起劲，惹得指导老师一个劲问我为什么不报考艺术院校声乐系。我对什么感兴趣，就可以去关注，去采访，文艺部给我提供了一个宽松和谐、自由发展的空间。做自己喜欢的擅长的想做的，同时还能跟工作结合起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文艺部给我改稿子最多的是何光渝老师。他内力深厚，武功高强。我一篇平平淡淡自我感觉都不咋地的文稿，一经他手，或调一下前后段落，或改几个字句，或换一下标题，则效果立显。这才是编辑的真功夫，够得学一辈子。可以说我在文艺部写稿水平不断进步得到提高，是何光渝老师一手教出来的。我后来岗位转变由采编到经营，虽从未脱离媒体，但逐渐远离了新闻采访第一线。从写新闻到写方案，对文字表达的要求不同，但当年打下的写作基础却使我至今受益匪浅。
文艺部的盛荣是我大学师兄，管弦乐高手，经常对我眯眼一笑，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周琪虽长我几岁，貌似也没啥太大差别，我们经常一起聊天，还联袂采访感兴趣的对象和题目，比如对陈佩斯朱时茂的采访，就是我俩一起完成的。奚晓阳负责的《七色花》以“反映时代丰富生活增加知识陶冶情操”为宗旨，是我发稿的主阵地，助力我成为当时的知名“娱记”。
最让人开心的，是在文艺部居然有我大学两个同班同学，彭晓勇兄和苏丹兄，难得吧？尤其是晓勇兄，在大学我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学习小组分在他一组，经常得到关照，后来大学毕业又在文艺部继续关照，再后来到了《贵州都市报》还是关照，直到我离开贵州到了北京才离开了他的管辖范围。
此时已是夜晚。室外，北京的冬夜寒气逼人；室内，竟是温暖如春。我合上手里的剪贴本，暂时关上记忆的闸门。在文艺部那些日子，是我作为一名毕业于中文系，身上还有滴滴个文艺细胞和心结的女文青最快乐的时光。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这段时光，我会永远牢记，珍藏于心。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贵州解放70周年和《贵州日报》创刊70周年。正在进行中的“我和《贵州日报》”大型征文活动，收到了大量来自热心读者和作者的来稿。其中，“《贵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如潮的来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热爱读报和文学写作的投稿人来说，这个群体几乎是他们和报社之间最生动的联系，甚至还是他们走上文学之路的榜样和导师。
《贵州日报》文艺部，是今天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文旅新闻部的前身。当年才华横溢又人才辈出的“老文艺部人”，即使离开文艺部，离开了报社，也在省内外各个工作岗位上表现不俗。在《贵州日报》创刊的70年长河里，他们就是独特又耀眼的浪花朵朵。
特邀几位《贵州日报》文艺部“前辈”讲述在文艺副刊耕耘的往事，不止是怀旧，更是向《贵州日报》创刊以来的一代又一代媒体人，向《贵州日报》一路走来的光荣和梦想致敬。时代风云变幻，媒体盛衰更替，然而当媒体人曾经经历的真实在岁月的长河中被打捞上岸，仍然弥足珍贵，富有价值。（执笔：舒畅）
辑录/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舒畅
刊头制作/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吴浩宇
文字编辑/邱奕
视觉实习编辑/王涛
编审/李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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