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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819),字子原,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柳宗元是唐文学史上一位奇才。他的诗好,文章更好,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柳宗元与韩愈、刘禹锡、白居易为同时代人,他与刘禹锡同年进士,又同是王叔文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结果改革失败,又与刘禹锡等一同遭贬,发配永州任永州司马。永州边荒之地,名为司马,实如徒。但他壮志不已,刻苦为文,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骁将。他的文章堪称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丰碑,有唐一代,唯韩愈可与之并驾齐驱。他不但善于为文,而且有非常难得的政治见解,又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且人品非常高尚,成为一代文章巨匠,绝非偶然。
柳宗元后来作柳州刺史,同样政绩斐然,他病死柳州任上,当地人民对他非常怀念,为之立庙祭祀,奉为神明。柳宗元少年得志,比韩愈早走上仕途而且曾一度辉煌,也是韩愈所不能比拟的。那时候,韩愈还在为没人赏识而着急哩。但他一生不顺。王叔文变革集团一败,他就被贬永州,永州乃荒凉边塞之地,使他远离了唐代文化中心,失去成为古文运动主帅的客观条件。就他本人性格而言,他也没有韩愈那种好为人师的精神,比较起来,他更喜欢和别人平等谈心。有人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被贬谪他乡、心情抑郁的结果,其实不尽然。韩愈也曾被贬,但好为人师的精神始终如一。
过去研究历史,对人物性格关注不够,把这方面的荣誉都无偿送给小说家了。人的性格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的前途,至少决定人们在选择前途时的行为方式。柳宗元的性格特点,是做得比说得更多,也更好,而且并不因此而产生特殊感觉。柳宗元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创作实绩。他的诗歌成就之高,堪称卓然大家。他的散文比他的诗歌更有成就。与韩愈相比,也在伯仲之间。他的散文主张,和韩愈大同小异。
他不像韩公那样认定佛教是外来之物,一点益处没有,于国于民全是祸害。他非但没有这样强烈的主张,而且对佛学仿佛也有研究和信任。他女儿身体不好,求医不成,就去求佛,希望得到佛的帮助。但他的理想依然是儒家的,他的观念更是儒家的,他最推崇的依然是“尧舜孔子之道”,坚决主张“立仁义,裨教化”,“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之道”。但他比韩愈更具现实精神,或者换句话说,他对古文化运动的主张在主旨上和韩愈并无二致,只是更其扎实、深沉,因为他是一个对社会底层和民间疾苦有更多了解与深切同情的人。
他的散文,几乎无所不能。就其总体水平而言,与韩愈旗鼓相当,具体领域,则二人各有长短。可以这样说,柳宗元是以自己的实际创作支持和推动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虽然他并非主帅,但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把他和韩愈并举,看作唐代古文运动中两位杰出代表。后世儒学人物虽然多有抑柳扬韩情绪,但柳文的成就是贬抑不住的,韩柳恰如李杜,自有文章传千古,不管他人论短长。
柳宗元的诗歌,继承陶渊明传统,又加上自己的潜心创造,实为唐代山水大家。他是唐代五大山水田园诗人之一。俗称王、孟、储、韦、柳。他的山水诗水平很高,可以直追王、孟,胜过储、韦。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评价柳宗元山水诗,认为他的诗应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话大体公允,也不尽然。陶诗主要特点是清淡悠闲,虽不着意为之,但意蕴深厚;柳诗虽善写山水并不专心致意于山水,而是一边写景、一边寄托自己的不平之气,但他并非心胸狭窄的人,也不像王维那样,一面想做官、一面又希求舒适安逸,处在官、隐之间两面都想讨好。
柳宗元的山水诗歌,写山川色,不忘人世沧桑,固然活得辛苦,但那种孜孜以求的赤子之心令人尊敬。柳诗擅长炼词造句,恰如其文。他的诗不以风格流畅著称,这一点仿佛不如王、孟。但他字句考究,恰似五彩飞虹,点点都成颜色风格远于流畅,近乎冷峻,虽是山川小,写来别有精神。他的江雪》一诗,可得绝唱美誉,虽然只是一首五绝小诗,却能意境幽深,诗容警策。
又有《渔翁》一诗,不但情景交融,而且图画清新,佳音在耳。虽不故作声张,已然情高意远。柳宗元古体、今体皆长,而且因为他诗才八斗,个性鲜明,无论使用何体,都会印上他独特诗风的浓烈色彩。但柳诗雄深雅健,不免和者盖寡,加上他不如刘禹锡那样性情豪放,什么挫折打击全不在话下。他性格刚直,但偏于内向,许多苦闷无法宣泄,发而为诗,不免情感凄楚,伤心语重。特别遇有亲人相别,倍觉烟寒云瘦,苦人心肠。他的《别舍弟宗一》,可作这种心情的真实与照。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参考资料
《别舍弟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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