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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文学的核心,抓住了诗,就抓住了灵魂。新时期文学40多年,小说、诗、散文,每个领域都有领军人物,1955年出生的杨炼无疑是诗歌界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因此,省作协“山东文学馆大讲堂”首讲邀请到了诗人杨炼演讲《精美与深度:当代中文诗的形式自觉》。演讲完,杨炼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畅谈了诗歌的历史与当下、诗歌写作的自觉与坚持等。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激荡的年代,杨炼花了五年时间去摸索,终于在1979年找到“远古文化”这个创作主题,写出有分量的组诗《土地》,1983年他又以长诗《诺日朗》轰动诗坛；紧接着1984年他完成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集《礼魂》,确立了他作为朦胧诗代表诗人的地位。1987年,杨炼与芒克、多多、唐晓渡等在北京创立“幸存者”诗人俱乐部,编辑首期《幸存者》杂志。1988年后,杨炼“漂泊”在全球各地,开始了世界性写作。这些年间,他以短则两年长则五年的时间完成多篇诗歌,有《面具与鳄鱼》《无人称》《大海停止之处》《同心圆》《幸福鬼魂手记》《李河谷的诗》《叙事诗》等。长诗《YI》(杨炼自造汉字做题目,读音yī)整合从“文革”到上世纪80年代的反思经验。《同心圆》把握从中国贯穿到世界的整个漂泊。《叙事诗》是杨炼50岁时,感到个人生活和整个历史、中国和世界深刻融合在一起时,才开始的自传题材。近年来,杨炼屡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卡普里国际诗歌奖、雅努斯·潘诺尼乌斯国际诗歌大奖等奖项。在多年的创作中,杨炼的作品一以贯之一种把自己活进历史、把历史活进自己的深度。他说,当代中文诗人是处境非常窘困的一种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传统,从诗经到楚辞、汉乐府,再到唐诗,它们与汉字的独特语言特性结合到了完美无缺的状态。这在当代诗人的潜意识里,形成了无比巨大的压力。当代的中文诗,很难得到普遍性的认可。
齐鲁晚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二代诗人崛起后,不少人出海访问,有人很快回来,您则经历了近30年的“漂泊生涯”。在这漫长的岁月,找到更多诗歌的同路人了吗?怎么定义自己在国际语境中的写作?
杨炼:我曾经用“眺望自己出海”来概括20世纪至今的历史,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和所有中国诗人的命运。这既基于我自己的国际漂流,更在给出一种思维方式:所有外在的追寻,其实都在完成一个内心的旅程。
我在海外生活的每分钟,就是一场不间断的“国际对话”。比如,我第一次有意识地进行跨国诗人对话,缘于2002年与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相遇。你会发现,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仅通过诗中隐含的“人之处境”那条幽径,竟然互相理解得如此充分。
我从来不会简单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诗人,我应是一个中文诗人。我希望用我个人的语言来丰富中文,用中文语言、文学来丰富世界的语言和文学,成为一个有国际意义的中文诗人。如果我们的写作,只在中文环境中,只是一种自我满足,不能构成普遍的意义和价值。
齐鲁晚报:一位好的诗人的确应该有国际视野。您一直在海外参加各类诗歌活动,推动中外诗歌交流,越来越多中国作家也走向国际。这种交流对中文写作意义何在?
杨炼:封闭在国界、语种的界限内自吹自擂、自我满足,然后互相吹捧,互封大师,其实不构成我们检验自己作品的真正标准和判断语境。中外诗歌有质量的交流,其实是借他山之石、他人之眼,反过来审视甚至是评判自己作品的很有价值的方式。
我们这代诗人刚开始写作时,觉得西方的诗歌远远走在前方,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这样所谓的领先,这些我们学习的固定模式,已被打破。通过不断交流,我们可以判断世界上其他文化、其他文学所拥有的品质,而当我们不满意时,我们会更深一步去追问,他们的文化面临什么问题,也促使我们对整个全球化世界的深度提问。在今天,独立思考究竟意味什么,经济、利益的全球化是否就一定能带来精神的深度交流?所以,中文作家、诗人有机会参与到世界性的交流过程中,其背后是一种不停的互相审视。
同时,我认为诗歌的国际交流,必须立足于各个地方的深度。而所谓全球意义的中文诗人,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不管对中国的传统有多么热爱、专心、努力,但如果你从这思想资源创造出的作品,只对中国文化环境有效,卖弄中国元素,像舞龙、舞狮子一样,那在今天国际文化语境中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思想、语言创造力,并没有真正打开世界已有的文学地图,突破局限,打开新的领域。
齐鲁晚报:近40年过去了,朦胧诗成为一代读者最熟悉的诗歌,它也在文学史上确立了自身价值。作为代表性诗人,您如何回望朦胧诗和那个时代?
杨炼:朦胧诗出现时,中国社会、文化刚刚苏醒,它和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重新进入一种正常的生活是同步的。朦胧诗本身就呈现了这样一种苏醒,代表了这样一种苏醒。因此它和人们的精神状态有一种非常难得的契合。但朦胧诗是用诗歌方式所书写的群体社会情绪,它没有真正扎根个人的人生思考、语言思考,不足以构成个性的深度。但是,朦胧诗的先锋在于它清理了口号式语言,让语言重新具备了承载诗歌的能力。
《诺日朗》发表后遭遇批评,我沉寂了一年多。也正是在那时,我将依托于社会化的诗歌写作转化到自己对语言、人生、历史、时间的追问。1984年之后,我不会简单地说某一段时间的痛苦,我开始思考没有时间的痛苦。我们的痛苦是一种古往今来的命运,一种困境,一种艰难,也是一种古往今来的诗歌的能量。到了完全自我的那一步,我突然发现,我和屈原、杜甫、但丁中间完全没有了隔阂。
朦胧诗这个起点很重要,但并不是很高,那时期的诗歌很难让人感到满意,这些作品的语言表达、思考内容还非常幼稚。诗歌有过那么一段被大家记住和共鸣、欢呼的时刻,但是不能刻意地抱住它不放手,不能以为这种光辉、荣耀会永远存在。诗歌写作必然面临自身的发展和深化,新的语境在给诗歌提供精彩的机会。我们应该去理解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变化,把握变化的脉搏和能量去创作够水平的当代中文诗。那么,中文诗也会走出自己活生生的传统。我反复强调中文诗写作要有耐力和后劲儿,原因就在这。
齐鲁晚报:长诗《YI》的结构来自《易经》,《奶奶的船》《叙事诗》等则有复杂的多乐章奏鸣、多声部对话。你的长诗中的音乐性、对话体叙述等很复杂,甚至是极端形式主义的。为什么诗歌的核心问题是“怎么写”?
杨炼:诗歌是一种盯准了语言本身,以语言为目标的对书写方式的追求,这也是诗歌获得自身自觉的标志。
“大题材,小形式”是文学贫困的表现,是没有文学自觉性的表现。政治、社会、历史的冲突,给写作者提供无穷无尽的题材,但仅仅停留在写什么,而没有形式书写的深入思考,这就是贫困。对我来说,则要把书写本身,变成思考的主题,必须找到独一无二的书写方式,如果找不到,就发明出来,通过发明和拓展语言本身,来拓展我们的感觉和思想。
当代中文诗的形式自觉的追求中,可以说冒着一定的风险。容易让人想到“空洞的形式”“文字游戏式的玩形式”,但我恰恰是在一个正面的、褒义的意义上来强调“形式”。文学无论想探讨什么样的思想,如果它不能够创作自身独特的形式或无法赋予思想一种创造性的形式的话,那么,这种创作,就只会流于一种泛泛的谈论,而不是文学。
中国古诗极尽精美、浑若天然,而我希望当代诗歌,对形式的建立,呈现为一种透明的诗歌状态,让形式融入诗意中,帮助诗意有一种高级的呈现,而不是阻挡诗意的呈现。我不认为,新式的追求应该构成阅读的障碍,恰恰相反,形式的追求应该帮助阅读,甚至提升阅读。
齐鲁晚报:从“朦胧诗先锋”到为当代诗努力探索新美学观念“中锋”,再到不断写作的“后锋”,你的同龄诗人,比如北岛等,大多在“中锋”就消失了,你是如何走下去的?
杨炼:往前走,其实很简单。我写一部新作品,会在心里首先提出一个根本问题。“我还能给自己提出问题吗?”不管是人生的,还是文学的问题。若问题存在,就已给面前的这堵墙撬开了一个缺口,透过这个缺口就能看到下面一部作品的可能性。我的创作没有转折,只有深化。每一部作品全然不同,却有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发出自己的天问。中国诗作的厚重、海外初期短诗的锋利,甚至近期写作的新古典式成熟,这都是“我”内心之旅不停加深的层次。
经过这么多年沉渣泛起、水落石出,最后能站得住脚的诗人和作家,远远少于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些浮在表面上的名字。很多人没有走下来,因为他们的作品出现了重复感,换着不同的题目,其实写的是同一首诗。走不下去,则因为他们没有把提问作为自己创作的第一动力。
齐鲁晚报:生活在国外,关注国内诗歌动态吗?近几年,工人徐立志、疾病缠身的余秀华的诗歌,都曾引发大众对诗人和诗歌的关注,但为何这种关注都不持久或深化?
杨炼:这也是世界性的问题。经常一些诗人的新闻性事件会代替了更本质的对文学质量的讨论。这一点儿不奇怪。
生活和不停发展的诗歌,是一条不停流去的河流。而好的作品,其实是吸取了水的精华的宝石。古代诗歌有一个水落石出的过程,当下其实也如此,最终水是要流去的,真正留下来的宝石,才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经典的东西。
其实,我看到的不是余秀华、徐立志的事件本身,而是他们的文本。余秀华的诗歌不是每一首都好,但非常真诚。她的好诗,确实挣脱了酸腐气、油滑气和俗气。就像郭金牛一样,他们本身就已是底层,已无处再被打下去。所以,他们的诗歌几乎真诚到无所顾忌的程度,而这种纯正的味道,还原了古往今来好诗应有的品质,一种接通人生和语言的品质。他们的诗歌在形式上不会那么讲究,但是它始终锁定诗歌和人生的关联,也推动了当代中文诗活生生往前走。如果诗歌失去了跟人生原生态的联系,那么它本身已经死掉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师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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