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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古文经学家贾逵、许慎、马融等人的努力和继续与今文经学进行斗争，古文经学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和压倒今文经学的趋势。贾逵是西汉初期研治《左氏传》的着名儒生贾谊的九世孙，其父贾徽，从刘歆受《左氏传》，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贾逵少传父业，弱冠即能背诵五经。尤精《左氏传》和《国语》，曾作《左氏传解诂》三十篇、《国语解诂》二十一篇，于汉明帝时上疏献于朝廷。明帝重其书，写藏秘府，并拜贾逵为郎，命他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汉章帝即位后，于建初元年（76） 诏贾逵入北官白虎观和南宫云台讲论《左氏传》，并让他揭示《左氏传》长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之大义。贾逵趁机向章帝上疏，极力为《左氏传》争取地位。但贾逵的做法与以前为《左氏传》争地位的刘歆、陈元等人不同。刘歆、陈元等人只是就《左氏传》本身据实而论；而贾逵则利用君主特重谶纬的机会，迎合章帝的心态，故意将《左氏传》与谶纬加以联系。
自西汉后期开始，谶纬愈来愈受君主的重视，尤其是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更把谶纬之学正式确定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刘秀凡事多以谶纬决疑。例如，刘秀欲行郊祀，便向研治《左氏传》的古文经学家郑兴问道：“吾欲以谶断之，何如？”郑兴对日：“臣不为谶。”刘秀发怒，以为郑兴非毁谶纬。郑兴惶恐解释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刘秀怒气方消。郑兴在刘秀时虽然“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均见《后汉书郑兴传》）。
以谶纬附会儒家经典，使儒学宗教神学化，这本是今文经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其颇受君主重视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古文经学家则向来反对谶纬。但是，今文经学因大谈谶纬而受到重视，古文经学家郑兴、桓谭因反对谶纬而不受重用甚或丧命，这些经验和教训给贾逵以很大启发，因此，他在为《左氏传》争地位时便故意将《左氏传》与谶纬加以联系。
贾逵在上给汉章帝的奏疏中除了说《左氏传》所载“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纲纪”，“《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等之外，更说《左氏传》与谶纬相合：“臣以永平（汉明帝年号）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后汉书贾逵传》）
贾逵不但自己大谈谶纬，迎合汉承尧后、以火德而王的妄说，而且认为刘歆、陈元等人因“不晓图谶”，故使《左氏传》虽暂时得以立学官，设博士，但又“中道而废”。贾逵以谶纬附会《左氏传》的做法虽被范晔讥为“附会文致”,但汉章帝看了贾逵的奏疏后却非常高兴，除赏赐物品外，还“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均见《后汉书贾逵传》）。《公羊传》严彭祖、颜安乐之学，一直受君主重视，为之立学官，设博士，而现在章帝令贾逵自选严、颜之学的高才生受《左氏传》，这说明在章帝的干预下，《左氏传》的地位明显有所提高，其与《公羊传》的矛盾亦明显有所缓和。
建初四年十一月，汉章帝采纳校书郎杨终的建议，下诏太常，令“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后汉书章帝纪》。这就是着名的白虎观会议。白虎观会议最后以汉章帝名义所裁定的《白虎通德论》（亦称《白虎通义》、《白虎通》），虽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着作，使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进一步合而为一，也使儒学进一步宗教神学化，但是，从会议本身来看，却有几件事情特别值得深思。
会议之目的是为了“减省章句”和“共正经义”，这由杨终建议召开会议的奏疏和章帝决定召开会议的诏书即可看出。从会议之目的可以看出，今文经学虽然在汉代一直颇受君主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章句繁滥及释义杂乱之弊病却越来越暴露无遗，连今文经学家杨终和颇为重视今文经学的汉章帝也不得不加以承认。
会议虽由治《鲁诗》的今文经学家魏应承章帝旨意而发向，但代表诸儒奏答者却既非今文经学家，亦非古文经学家，而是章帝钦定的专治《老子》的道家人物淳于恭，目的在于取其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反映会议讨论结果的《白虎通德论》，其内容虽由章帝亲自裁定而主要代表了今文经学的观点，但该书的纂辑者却不是今文经学家，而是章帝钦定的古文经学家班固。
今文经学家一般只能专治一经，鲜有兼通五经者，只善记诵章句，不善概括要旨。要将众多今文经学家对五经繁滥杂乱的解释加以提要概括，纂辑成意旨简明、条理清晰的“通义”,靠今文经学家本身是难以胜任的。汉章帝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才将纂辑《白虎通德论》的重任交给古文经学家班固，而班固也确实完成得十分出色。以上几件事情说明：自白虎观会议开始，古文经学的许多优点和今文经学的许多缺点均已被君主所认识。
虽然治《左氏传》的古文经学家贾逵和治《公羊传》的今文经学家李育在会议期间曾激烈辩论，但从总体。上看，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矛盾进一步趋于缓和；以《左氏传》为主要经典的古文经学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而以《公羊传》为主要经典的今文经学的地位则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所以，对今文经学来说，白虎观会议是个转折点。从表面上看，今文经学的发展，至此已达顶峰，但实际上，物极必反，达到顶峰又预示着开始下降，逐渐进入衰落期。
白虎观会议之后，贾逵又多次向汉章帝陈述古文经学的重要性，并奉诏就《诗》、《书》二经以辨析今古文经学之异同，深受章帝费赏。建初八年（83），章帝终于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传》《古文尚书》、《毛诗》等古文经，并“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刘伉章帝之子）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后汉书贾逵传》）。自此，《左氏传》等古文经受到君主的重视，其地位较前大为提高，传播也日益广泛。贾逵的弟子许慎，博通经籍，人称“五经无双许叔重（慎字叔重）”（《后汉许慎传》），尤精籀篆古文，于汉和帝时写成《说文解字》一书，由其子许冲于汉安帝时上献朝廷。
许慎认为古文经学家深明古文字的本义，其依据古文字对经义所作的解释，真实可靠，信而有征；而今文经学家不明古文字的本义，其依据今文（隶书）对经义所作的解释，多为穿凿附会，难以凭信。正是为了纠正今文经学家穿凿附会的解经之弊，为准确训释经义提供可靠的文字依据，许慎才收集九千多个文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分别部类，并对每个文字的形音义详加说解，写成《说文解字》一书。《说文解字》这部巨着，不但集东汉以前文字学之大成，也集两汉古文经学家训诂学之大成。《说文解字》的出现，既说明古文经学是根基坚实的有本有据之学，也使今文经学家据今文随意解经的谬妄之说，不攻自破，这对古文经学地位的提高及最终压倒今文经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班固的弟子马融，在汉安帝和汉桓帝时两诣东观典校秘书，去官之后，专门教授生徒。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曾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等，又欲注《左氏传》，及见贾逵、郑众之注，乃日：“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后汉书马融传》于是着《三传异同说》。可以说，马融实际已遍注儒家五经及其他主要经典。又马融生徒众多，常有千数，其着名者有：延笃，专治《左氏传》，汉桓帝时官至京兆尹；卢植，为海内大儒，天下人望，汉灵帝时官至尚书；族孙马日殚，汉献帝时官至大司农；最着名的弟子郑玄，下文将专门论及。由于马融遍注群经而又生徒众多。且其弟子中后来不乏身居高位者，因此，从马融开始，古文经学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和压倒今文经学的趋势。
参考资料《古代文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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