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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美国学者J.B.Pride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中提出了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知道词汇的变化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深受当前社会文化的制约,共同变化,互为因果关系。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轨迹必定会通过词汇毫不含糊地表现出来;反过来,网络用语又会对社会文化产生促进作用,生成更多新的网络用语。
网络热词,顾名思义就是在网络上流行的热点词汇 如当年的“神马都是浮云”、 “给力”,如今的 “集美们”、“绝绝子”,这些词语被大家熟知并大量运用,有了热度后成了网络流行词。
互联网时代,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过着两种语言生活——现实语言生活和虚拟语言生活。由于两种语言生活环境差异很大,个人所呈现出来的状貌并不完全一样,甚至会截然相反。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使个人将现实生活中不能说、不敢说、不愿说的话在网上都说出来了。比如,有一些网络平台和机构热炒“小鲜肉”“小奶狗”现象,渲染畸形审美;比如,有一些网络热门歌曲词不达意,为了押韵胡编乱造……这些网络“语病”折射出的粗鄙、油滑和轻佻之气,可能一定程度上损伤现代汉语的规范和美感,误导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的语言认知,甚至不利于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治理网络低俗语言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刚柔相济,既要引导也要规范。要引导网民自觉抵制网络低俗词语,禁止主流新闻媒体使用网络低俗词语。
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网络低俗词语在语言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不能由此而放任网络低俗词语在网络上的使用甚至泛滥。网民“柔化”了原有的粗鄙词语,消解了其詈骂程度,这并不代表这些词语就合乎规范。相较于强行压制和明令禁止,我们更可以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倡导使用传统的合乎规范的、典雅的语言,培养健康的语用习惯。当然,从网络语言的发展过程来看,网络低俗词语的出现和扩散往往与特定的社会事件出现有关,这就需要管理者不单单从语言自身的角度去看待语言问题,还应全面了解网民所面对的环境,纾解他们的精神压力,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引导他们对待社会特定事件时少一些戾气和冲动,多一点理性和思考。
主流媒体、公众人物应肩负起规范语言、文明语言的示范作用。网络是一个信息发布的集散地,为了博得关注,为了保证自身的影响力,部分网站和公众人物有意在言语上走极端,使用一些低俗词语来刺激观众,吸引眼球。一些公众人物甚至将低俗语言作为自己的标志,吸引大批粉丝,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因此,各媒体及其数字版,网站,各类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不仅不宜出现网络低俗词语,更应在语言使用上积极发挥规范和引领作用,做良好语言环境的守护者。有关部门更要密切关注、搜集网络低俗词语,开出网络低俗词语清单,供主流媒体把关,消除这些低俗词语扩散传播的通道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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