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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呢？不写？究竟为什么感到困难？”
这是张兆和1961年7月23日写给丈夫沈从文的一封信，这封信也是《从文家书》的最后一封。她的这封信洋洋洒洒千言，目的只有一个：劝说文豪丈夫重新提笔创作。
以往，每次接到三姐，即张兆和的信，沈从文都会激动地立即回信，可这次，已许久没收到妻子来信的沈从文却在收到这封信后迟迟未提笔回信。
沈从文直到死都没有告诉妻子：自己为何对再写作感到困难，也因为他从未开口说，张兆和到死都未能真正理解他。
同样不能理解沈从文之封笔的，还有沈从文的读者。他们和张兆和一样，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不明白，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他可以在大量流鼻血的情况下日夜写作，可如今，所有人，包括党都在关心他创作，他却“能写而不写”。
晚年沈从文
在张兆和和世人眼里，一个把写作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文学家，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真的为了几句批评而永远封笔的。
也因为不理解，张兆和在那天的信里似激将一般地质问沈从文道：
“你说你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写，被批评家吓怕了？但是文艺创作不能没有文艺批评，文艺应当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是鼓励大家多发议论，用各种不同样式风格表现生活，文化艺术才能发展繁荣。”
说完这番话后，张兆和还在信里补充道：
“说是人家要批评，我（你）就不写，这是非常消极的态度。”
张兆和信里提到的“人家的批评”，说的是1948年2月10日，文豪郭沫若批判沈从文等文学家的文章《斥反动文艺》。郭沫若在这篇文章里，将沈从文的文字形容为：“作文字上的裸体画，作文字上的春宫图”。自此后，沈从文便背上了“桃红色作家代表”的帽子。
正是这顶帽子，导致了沈从文后来的重重劫难。期间，就连他所执教的北大也贴出了“打倒沈从文”的标语。
那段时期，无疑是沈从文一生最悲惨的时期，事发不久的1949年初，他第一次尝试自杀。第一次自杀时，沈从文将手伸到了电线插头上，可这次自杀因儿子发现并及时拔掉电源而失败。
距离这次自杀不久后的当年3月28日，沈从文再次自杀了，这次他将自己一人锁在屋里用刀片割开了手动脉和脖子的血管，为了能让自己不被救，他还喝了一些煤油。
这一次，沈从文再次被救，这次救他的是妻子张兆和和儿子，当他们破窗而入时，沈从文已经鲜血四溅。
经历这两次自杀后，活过来的沈从文精神便有些不好了，也是自此后，他决定永远封笔，不再从事文学创作。
后来的沈从文离开了北大国文系的教学岗位，转而进入了北平历史博物馆任职。之后，他便将全部的心力用在了文物研究上，就在张兆和写劝诫信前的一年，即1960年，他刚刚发表完了《龙凤研究》等等关于文物研究的文章。
这些文章还是文章，但它们和后来沈从文历时15年完成的《中国服饰研究》一书一样，已完全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
也正是因为发现沈从文的这些文章全与文学无关，张兆和才会专程写这样一封信对他进行劝谏。张兆和知道，文学对于沈从文而言，就是命根子。任何时候，她都比任何人更懂得沈从文封笔意味着什么。
张兆和、沈从文全家
只是，张兆和终究不懂沈从文，这种不懂，促使她在信里用了大量的笔墨去劝谏丈夫重新创作。
为了劝谏他，她将如今国家社会对他的种种优待也讲了出来，她说：
“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
因为怕自己说的这些还不够直接，于是，她干脆直截了当地接着写道：
“我希望你能在青岛多住些时，一则因为今夏北京奇热，夜晚蚊蚋多，睡不好觉，二则能在青岛写一篇或两篇小文章， 也不辜负作协为你安排种种的一番好意。”
张兆和的言外之意很简单：党、作协等等如此对你报以期望，你可不能辜负他们的好意。所以，不管怎么说，你也得写一两篇文章出来，小文章也行。
张兆和性格素来淡然，可在丈夫写作与否的事情上，她却多少显出了“强人所难”的意味。但她的“强人”，实际上，恰是她爱丈夫的一种表现，她在内心深处希望丈夫重新拿起笔创作。毕竟，她深深懂得：丈夫在文学上的天赋，几乎无人能比，这样的天才作家封笔，对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是极大的损失。
但在劝说丈夫提笔创作时，她也换位替丈夫思考到了封笔很久的人再创作的困难。她甚至还为这些可能的“困难”，专门写了一段文字，她说：
“不能说（再创作）没有困难，创作这种复杂的活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都有，重要在于能排除困难，从创作实践中一步步来提高，不写，空发议论是留不下好作品来的。”
她还自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丈夫死活不肯再创作的缘由，她说：
“你至少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去，沈从文当是最不可能在创作上“信心不大”的，要知道，他可是一生被两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啊，若非因为辞世早，他定会是中国第一位拿下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老年的沈从文与张兆和
实际，过往的创作中，大量的优秀作品的问世，如《边城》等的成功，早已让他确信自己文笔的卓越。所以，他是最不可能在创作上信心不大的。
一个执着于文学，将文学看作和生命一样重要的人突然放弃文学，绝不会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原因，而只可能因为文学本身。
沈从文辞世多年后，一位叫南珊的研究者在一篇评论沈从文的文章里谈及了沈从文封笔的真正原因，他也认为：沈从文封笔的缘由，只和文学本身有关。他说：
“他封笔只因为，在他那个年代，文学已经失去了独立性，文学不再是单纯文学，而变成了政治的传声筒。”
南珊这句话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他认为：沈从文之所以放弃他挚爱的文学，全因为文学已经变样了。所以，他认为，沈从文此时的放弃，不是放弃，恰是他对文学的尊重的体现。
南珊的这种认为和一位名叫高尔泰的美学家一致，这位美学家曾说：
“美是自由的象征，文学也一样，文学也是自由的象征，失去了独立性和自由的文学就不再是文学, 是道具 , 给时代造某种声势, 是文献, 让后人从中查找历史，但它不再是文学。”
更进一步阐述南珊关于沈从文封笔的缘由说则是，他认为：在他决定封笔的那个年代，文学已死，既然它已死，又何来再创作说呢？
实际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文学确实曾和政治密不可分，不仅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研究也是如此。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去，这绝对是文坛的怪现象，但这种“怪”，在沈从文决定封笔的那个年代，真的是“常态”。
也因为是“常态”，一直和沈从文在一起的张兆和甚至也认为“那样才是主流”。也正是基于这种认定，在那封劝谏信里，张兆和在信的末尾提笔写道：
“最近我看到希克梅特在《苏联妇女》上发表首诗，这诗不胫而走，到处传诵，在日本反美日协定上起很大宣传作用，这样的诗，能在和平运动直接起这样大的作用，感人至深，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诗。”
张兆和甚至还将那首当时大火且她也认为“最好”的诗摘抄在了这封劝诫信里，这首诗名为《一个死去了的广岛小姑娘》，听诗名便知道，这首诗是在二战时日本广岛核战背景下创作的一首诗，以下便是这首诗的节选：
“就是十多年前死在广岛的，那年我才七岁，现在我还是七岁，死了的孩子是不会长大的。先是头发烧着了，后来眼睛也焦了，完了，我就变成了一堆灰，灰也给风吹跑了。”
这首诗显然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相比沈从文眼里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它与时代、与政治契合得非常严密。
将这首诗完整摘录在信里后，张兆和还针对这个作品发表了评论，她写道：
“能写出这样诗的诗人有多么宽阔博大的胸襟啊！写出这样的诗，我觉得无愧于革命诗人和平战土的称号。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包括你在内)。写出这样作品，是人类的骄傲。你说呢?”
张兆和写下这些的目的都只是为了劝谏沈从文再提笔创作，她在用自己的方式说服他，她并不知道：这些方式，只会让他更加地没有创作的冲动。
张兆和与沈从文
沈从文对文学有多敬重，他对这类政治色彩浓重的所谓“文学作品”就有多厌恶。
可惜，张兆和一直没有看懂丈夫，她看不懂他，实际上多少是因为，她并没有那么认真地分析过丈夫的作品、信件等等。实际，在张兆和给沈从文写这封信的当年，沈从文就在给她的一封信里提及了文学创作，他在信里提到了自己对当时的一个“政治＋文学”作品，即《红旗飘飘》的种种看法。他说：
“我们《红旗飘飘》文章有的是不同动人事件，可是很多却写得并不动人，且多相同，重点放在战斗过程上，表现方法又彼此受影响，十分近似，不会写！还是要学会它（《战争与和平》）。”
很显然，沈从文这话是在批评这些文章是“为写而写”，所以它们往往“并不动人”。真正文学作品显然不能是“为写而写”，而应该是真正的创作。
在这封几千字的长信里，沈从文温婉地告诉张兆和：她的文学修养等还远远不够。至于“不够”到何种程度，沈从文没有明说，实际上，根据后来的种种，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的张兆和和沈从文虽是夫妻，也都从文，但两人在文学上的差距却是极大的。可以肯定地说：张兆和的文学各方面素养，甚至还没有到能完全欣赏沈从文作品的程度。
从来，高处能看清低处，可低处却总是不能看到高处。所以，张兆和对于这种种并不知情，她自然也不能完全看懂比她层级更高的沈从文。
沈从文迫切希望有人能懂他，他也多少觉得：若张兆和在文学等等各方面更进一步，她定能更多地看懂自己。但他显然不能明说，所以，他只能在信里用很委婉地方式提醒她“要做好手头的编辑工作，需要更多地去提高自身文学素养”。
关于如何提高自身的各方面素养，沈从文也在信里给出了建议，他对妻子说：
“如能仔细认真读一百种书，真的用一年时间来共同读一百本书，结果你们必然会觉得工作便利得多！对作者帮助也大得多！有些描写方法，安排，组织，表现技巧，乍看作者总是不太费力，却有极好效果……”
在1961年初的另一封信里，沈从文用了大量的笔墨去和妻子谈文学创作，如今看去，这些信实际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沟通交流，实际是他在努力启发妻子。
可惜的是，沈从文在信里提到的那些作品，张兆和并未全部看完，她对于信里的内容甚至也未有太多在意。
张兆和写完这封劝谏信后，沈从文写给她的信越来越少了，在现存的信件里，这封是世人能找到的“他们的最后一封信”。此后的两人为何再未有信件留下来？是没有再写？还是写了没被留下来？
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不得而知了。世人只知，收到妻子这封劝谏信后的沈从文沉默了很多天，他看起来甚至很有些抑郁。
此后余生里，沈从文再未提笔创作过文学作品。
1995年，沈从文去世7年后，张兆和在她整理编辑的《从文家书》后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她说：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可叹，只有到了此时，张兆和才真正懂了沈从文，只可惜，此时的沈从文已经不在了，没人知道：她的懂，他是否曾接收到……
这样的结局，大抵如沈从文在《边城》里的结尾那段话：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青年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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