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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中国语言文字学家。他从49岁起半路出家，投身于中国汉字改革。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个采用国际性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他主要负责制订的。
当今天用汉语拼音拼写人名和地名，已经在全世界推广使用时，当人们读书、识字、上电脑、打手机都离不开汉语拼音时，人们给予周有光的赞誉是“汉语拼音之父”。但他自己总结人生却说：“原来，生活就是一朵浪花。”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文盲数在80%以上，为了加速扫盲，中央考虑要加强汉字的教学，要推广普通话。1949年10月10日，吴玉章、黎锦熙等人倡导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当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这一天，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汉语拼音方案》。当时参与制定方案的，都是中国顶级的语言学家，而在这些语言学家中，有一位经济学家，见证了汉语拼音诞生的始末，他就是周有光。
周有光，江苏常州人，17岁顺利考进享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这所教会大学始建于1879年，是中国最早的西式院校。第一天报到的时候，周有光领到了一张卡片，上面的一句话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卡片上要求他用“上海拼音”把名字写在上面，这样便于建造档案。
这种方法叫字母管理法。周有光报道第一天就受到教育，就被字母影响了。
凭借着这种字母管理法，圣约翰大学的总务部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对学校师生进行高效的管理。这让周有光看到了字母顺序的科学管理，这种便捷的方法，让他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可以用一种字母来帮助汉字。
圣约翰大学的教学语言是英语，26个英文字母看起来简简单单，但是却有着无数种排列的可能，这使得周有光对于语言的看法更为理性和科学，这也为他日后研究语言做了很好的铺垫。
大学期间，周有光不仅收获了对字母的兴趣，也收获了爱情。在他生命中出现的一个人，让他怦然心动。她就是张允和。
周有光的才华让张允和欣赏不已，张允和的聪颖也让周有光怦然心动。两个年轻人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张允和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了他们同游西湖的经历：
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良辰美景，伴随我们的恋情由朦胧走向成熟。从此，不再是一个人寂寞地走路，而是两个人共同探索前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抗战的胜利。周有光也迎来了他人生的曙光。1946年，周有光由于工作出色，被派往美国工作。在美国工作期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也在美国任教，张允和常常去旁听他的课。下课后，周有光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妻子的课堂笔记。
赵元任的思想对周有光的影响很大，20世纪50年代重新设计拼音方案时，汉语拼音方案就参考了赵元任倡导的罗马字母汉语拼音方案。
假期结束时，周有光得到了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消息。本该返回美国工作的周有光，做了一个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决定——调转方向，回中国去！他说：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
就在周有光回到祖国的时候，中国的文字改革也在悄然拉开序幕。由于陕甘宁边区的扫盲运动开展的不理想，毛泽东主席提出了采用民族形式的拼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回忆，民族形式的字母就是像1913年的注音字母那样，说通俗了，就是笔画简单的古汉字。而且毛主席要求，这个方案设计出来，一定要简明好学。
毛主席提出的用民族形式的拼音方式拼写汉字的研究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热心语言学的群众纷纷来信，从1952年到1954年为止，有600多种来自民间的拼音方案涌向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家们根据各界提出的字母形式，拟定了6种拼音方案，准备提交给文字改革会议讨论。
但是，一个又一个方案被专家们放弃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陷入了困局。
这时，一位经济学家的名字，跃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副主任胡愈之的视野。他就是正在上海复旦大学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教授经济学的周有光。
1955年秋，周有光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一结束，吴玉章和胡愈之就找到了周有光，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就留在北京吧。”
吴玉章和胡愈之的邀请看似突然，实则早有基础。1949年回国后，周有光就收集整理自己写的有关文字拉丁化方面的文章，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本书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兴趣，也得到了语言文字专家们的关注。
一方面是自己热衷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方面是繁重的本职工作，这个邀请，让周有光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周有光回忆当时情形，说：“我来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参加完了我赶快要回去，我在上课的呀。中央告诉我你不要回去了，我说不行，我上课要交代的，他们说周总理已经给上海打了电话，叫他们给你办交代，你就不要回去了。这样子我就到了文改会了。”
工作的调动，成为周有光人生的分水岭。从此，中国少了一位经济学家，却多了一位语言学家。周有光对汉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让专家们格外重视。而周有光游历欧美，对西方语言文字的研究，更是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工作不可多得的财富。
当时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还不尽人意，包括周有光在内的一些专家提出不妨采用拉丁字母的想法。用拉丁字母编制汉语拼音方案，能否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呢？
周有光曾经出版的《字母的故事》一书，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通过《字母的故事》这本书，毛泽东看到了周有光的才华，也看到了拼音方案的曙光。经过反复商议，1956年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改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方案。
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汉语拼音方案》采用世界上最通用的拉丁字母，笔画简单，构形清楚，利于连写，阅读和书写都非常方便，使用26个字母的组合并标注声调，就能够对汉语语音作准确的注音。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当时全国的扫盲工作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一个文盲通过学习15到20个小时就能够掌握汉语拼音，而且100个小时就能够识字1500个。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实践当中可以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又经过多年的国际推广和不断改进，《汉语拼音方案》逐渐成为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规范。在2015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获得了全票通过。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参与制定拼音方案的语言学家们逐渐离去，可是汉语拼音方案却永远地留了下来。26个汉语拼音字母，成为帮助人们认识汉字的重要工具。在学校，汉语拼音成为我国小学生学习汉语的必修课。
今天，汉语拼音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沟通的桥梁，它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一路同行。
来源：CCTV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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