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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时代，因统治需要，文天祥舍生取义的忠义形象被树立起来；及至近代，由于时代所需，其形象发生转型，成为民族英雄的典型代表。不论哪一种形象，均对后人的行为和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波及海外。
文天祥的忠义形象历经数百年传承，经明一代已完全确立，这不能不对士人阶层产生影响。然而，士人阶层在言语和诗文中所体现的对文天祥的敬仰之情、效仿之志，究竟是虚伪做作，还是发自内心，在国家承平之时，难以验证。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国家危难之时，最能看清人的品格。
文天祥对士人影响几何，也最能于此时体现。因此，本文在考察文氏对士人群体的影响时，选取明清士大夫为主要对象，以期能起到以小见大的作用。
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阶层面临家破国亡的重大变故，要么屈辱偷生，要么取义成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很多士人以文天祥自励，无惧生死，效仿其忠贞报国的节操，英勇殉国。
江西吉水人李邦华（1574-1644），素慕忠烈之士，“每读史至诸葛孔明、颜常山、文信国诸传，慨然流涕”。然对其影响最大者当属文天祥。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军攻到北京城下，国破在即，李邦华遂决定效仿文天祥，以身殉国。
杨廷麟，江西清江（治今樟树市清江镇）人，崇祯辛未（1631）进士，素来仰慕文天祥，“及明势就危，廷麟因慕文山、叠山之为人，遂自号兼山。”北京陷落，杨廷麟积极募兵勤王，南明唐王政权授其兵部尚书，率兵攻复吉安，后退保赣州。
隆武二年（1646）六月，清兵攻赣，城破，杨廷麟投水殉国。自号“兼山”，意在以文天祥（号文山）、谢枋得（号叠山）两山坚贞不屈的气节为榜样，其最后殉国，亦足堪“兼山”二字。
浙江宁波人张煌言（1620-1664）在明朝灭亡后，投笔从戎，和郑成功一起在沿海坚持抗清斗争，南明政权授其兵部尚书。永历十六年（1662）后，抗清义军面临的形势愈来愈严峻。清朝浙江总督赵廷臣趁机写信招降,张煌言严词拒绝：“功名富贵，早等之浮云；成败利钝，且听之天命，宁为文文山,不为许仲平。”表达了以文天祥为榜样的决心。
永历十八年（1664），由于叛徒告密，张煌言被俘。就义前，他赋诗一首，以文天祥自况，表示要为国尽忠，不计身后声名：“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事实上，自比为文天祥者并非是张煌言的一厢情愿，时人亦多持此见，如黄宗羲在其墓志铭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
将张煌言比作文天祥，自然无人非议。然而，在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后，居然有人将曾拥戴溥仪复辟的张勋也比作文天祥。1923 年，张勋死后，政界人士和文化名流纷纷致电哀挽。满清遗老吕海寰在祭文中称：“与文信国同乡闾，当附文信国同列传，其事虽殊，其忠不异。”
在“五四运动”中被打倒的“卖国贼”陆宗舆作挽联：“公如信国后身，当为乾坤留浩气。”另位遗老张镇芳作挽联曰：“正气塞乾坤，宋室纵亡，青史尚传文信国；英雄归箕尾，唐宗虽在，黄泉难起狄梁公。”桂系军阀领袖陆荣廷亦作挽联：“我与鲍叔交，同抱祖生志；公为睢阳后，能继文山忠。”
张勋为江西奉新县人，与文天祥算是半个老乡。也曾尝试“挽狂澜于既倒”，一心恢复帝制，与忠君尽节的文天祥看似有相似之处。但张勋的时代已完全不同，民主共和已成为历史大势，其逆历史潮流而行，与文天祥并无可比性，反而成为人们唾骂和嘲笑的对象。
当然，在吕海寰、张镇芳等极少数前清遗老那里是例外。他们将张勋比附为文天祥，既是对早已远去的清王朝的怀念，亦说明文氏的忠义形象在诸人心中早已深深扎根。
然而，他们并无文氏奋起勤王的能力和勇气，只能寄希望于他人。因此，当张勋复辟，图谋恢复帝制时，他们心中燃起一丝希望，心中自然而然升腾起了文天祥的形象。故张勋死后，他们将其比拟为文天祥也就顺理成章。文氏对传统士人之影响，至此依然。
明清鼎革之际，众多士大夫坚守儒家忠孝节义的道德，宁愿身死而坚不投降。这虽与儒家文化的长期教化密不可分，但文天祥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明末士大夫中有不少人如李邦华、杨廷麟等，平时就将文天祥奉为楷模，因此当国家危亡之时，忠君报国自然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当救国失败时，这些士大夫又面临同文天祥一样的生死抉择。此时文天祥舍生取义的气节再一次影响了他们，在仿效文天祥以身殉国行动的同时，文氏就义前以衣带赞明志的方式也一并被继承下来，不少士大夫死前的绝命词就是明证，文氏的影响之深于此可见。
文天祥对后人行为观念的影响，并非仅限于士人阶层，对普通民众亦产生广泛影响。早在弘治时期（1488-1505），吉安地方官府修葺文天祥墓时，就有普通百姓积极参与，主动捐献田产：“丞相文天祥墓，在淳化乡鹜湖，弘治戊申（1488）奉诏修治，乡义士罗高出祭田十亩。”
而出资为文天祥建祠者也不乏其人，如北京的三忠祠，建于弘治年间，出资者即是普通民众：“（三忠祠）祠祀诸葛武侯亮、宋岳武穆王飞、文信国公天祥……都人周珍买地以建者。”虽然三忠祠并非专祀文天祥，但周珍出资将其与诸葛亮、岳飞并祀，足见文天祥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可与前二贤并列。
如果说三忠祠还不是文天祥专祠的话，那么建于嘉靖年间（1522-1566）的旧隐祠则是民众为其修建的专祠：“文山旧隐祠，在舜化乡文山，明嘉靖六年，里人王乔相建。”
出资修墓、建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天祥的影响已深入民间，其忠义形象获得了普通民众的心理认同。而这种认同，在明末普通民众殉国的极端事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据记载，明末北京陷落时，有普通百姓因受文天祥忠义感召，不惜以身殉国。
文天祥在民间的影响，还可以从不少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中一窥全豹。据说文天祥当年勤王，曾经过广东平远县的仁居镇。为表纪念和缅怀，从明初至今，该镇每年农历三月三、六月六及十月十六都要隆重举办“迎相公”活动。所说的“相公”除了文天祥，还有张世杰、陆秀夫二人。600 多年来，“迎相公”已成为当地一项重要民俗和文化景观。
在福建，厦门同安县的“三忠王”信仰也由来已久。“三忠宫”位于同安洪塘镇三忠村，始建于明代，主祀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被民众尊为“三忠王”，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保护神。每年农历九月十六日，据说是三忠王的神诞，来自四面八方的民众都会前来祭祀膜拜。
而在解放前，每逢庙会，民众还会抬着“三忠王”神像游乡。从明朝至今，“三忠王”崇拜已融入当地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当地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移民远播海外：“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三忠宫、台北县双溪村的三忠庙、金门沙美街的万安堂和营山村的营源庙，都是同安三忠庙的分炉。”
此外，文天祥的诗文也在民间产生了影响，其狱中所作《正气歌》忠肝义胆和一身正气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后，在岁月流传中，该诗竟演变为某些民间巫术的咒语。沈从文在其散文《沅陵的人》中提到一姓阙的赶尸人利用《正气歌》赶尸的事。
在传统观念中，正气、阳气是可以驱赶阴气、邪气的，《正气歌》充满浩然正气，成为湘西赶尸人的咒语也就不足为奇。但浩瀚的传统文化中，类似的作品当非《正气歌》一种，何以选择的是文天祥而非他人？也许这是民众记忆文天祥的一种独特方式，其对民间的影响，在某些领域已颇为深入。
由于国家的尊崇和倡导，士人的认同和宣扬，文天祥的忠义形象越来越清晰，作为忠义符号，其“舍生取义”和一身正气的崇高品格对士人阶层的言行影响深远。明清易代之际，是检验士人阶层品行节操的关键节点，而文天祥对他们影响几何，于兹时得以充分显现。
清末民初，随着民主革命的兴起，革命党人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历史上的忠臣义士予以重塑。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文天祥被打造为民族英雄的典型代表。
这一形象尽管有其现实意义，但实际上反映了传统“夷夏之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凝聚人心、激励国人共御外侮，文天祥民族英雄的形象被再度拾起，经各方的倾力打造，其民族英雄形象完全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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