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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的先生们
作者：老徐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
1994到1998年，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度过了最好的青春年华。师大的中文系在西北地区名声很响，可谓大家云集。
老一辈的大师们，高元白先生在八十高龄的时候，仍然给我们讲过几次唐宋词欣赏，上课的时候需要人扶着，坐在讲桌前老态龙钟，讲起课来仍然意气风发，让我们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同样出名的郑伯奇、曹伯庸则是传说中的人物。我的师兄马炜多次提过他的导师刘路先生，刘路先生当时主编《写作导报》，风靡西北，名气也很大，但因为没教过我们，亦不识荆。
现在名气很大的屈雅君先生，曾给我们讲过几节女性主义的课，留下过很深的印象。
另一位以书法见长的卫俊秀先生，虽然也没有见过尊范，但教学楼后的畅志园中，有副刻在石上的书法——“拥书自雄” ，据说是先生的手笔，我经常在园中读书，看着那字迹就十分喜欢。拥书自雄，恰恰正是诸先生的真实写照。
进入大学后第一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是教现代文学的傅正乾先生。
傅先生大约已到花甲之年，身材高大，神情威猛，戴一副金边的眼镜，因为中间的头发基本掉光，所以采用了地方支援中央的发型，一侧的已经花白的头发横铺过头顶，到另一侧垂下来，平时梳理得井井有条，但一到课堂上，随着他大幅度的头部动作，这绺白发受不了重力的勾引，总要俏皮地垂下来，遮住他的面庞，所以他总会以指作梳，时时予以整理安顿。他口袋里还常备一只手绢，每每讲到汗出如雨之时，就不断掏出手绢来擦拭。这样，整理头发和擦汗成为他课堂上的招牌动作。
傅先生的课可以用 “声情并茂” 四个字来形容，再有气势一些，也可以誉之以 “气吞山河”。他是一个讲课非常投入的人，一堂课从头到尾都是嗓音洪亮，神情激昂，特别是讲到具体的作品，能够在一刹那间将自己融入到情景中去。
在讲郭沫若的诗歌《天狗》时，老先生忽然把双手向外伸展，作拥抱状，口中呼喝道：“饿是一条天狗呀！饿把月来吞了，饿把日来吞了，饿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饿把全宇宙来吞了。饿便是饿了！”因为先生一口西安方言，总是把“我”发音为“饿”，使得他的口音总显得有那么一点古怪，但这丝毫不影响他诵读的魅力，总是一两句即兴的演绎就把我们带入到一个神奇瑰丽的艺术世界之中。
我还记得他讲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的时候，当场演绎“雷电颂”的情景：因为用力地呼喊“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头部不断地晃动，支援中央的头发垂下来，长长地遮住了他的脸，颇有点披头散发的味道。回到宿舍后，几位同窗正沉静间，同舍的三毛忽然仰面一声：“风，你咆哮吧！咆哮吧！”，顿时惹得一舍人前俯后仰。
傅先生在课堂上还喜欢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他讲课常用设问的形式，先提出问题，然后睁大眼睛注视我们，照例是无人能答，然后他满面笑容地说：“傅老师告诉你们！”或者是：“老师告诉你们！”然后是一连串的讲解。
在讲郁达夫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情节，男女主人公对视的时候，女主人公发现男主人公眼睛里有晶莹的东西，于是问你哭了吗，男主人公说没有。傅先生问我们：“你们知道他眼睛里是什么吗？”我们都摇头，傅先生带了一点不正经的坏笑说：“以后你们谈恋爱了就会知道，青年男女在相恋的时候，因为感情使然，眼睛里会分泌出一点泪水，但并不是哭，老师告诉你们，这叫幸福泪！”他一语既了，下面已是笑作一团。
傅先生是郭沫若研究专家，开创了郭沫若史剧研究的新领域，所以提到郭氏总是言必称郭老，在讲现代文学史时也有点扬郭贬鲁。而我们这一群对现代文学史一知半解的学生，总觉得这位“郭老”人品大为可疑，所以对傅先生的课，虽然很受感染，但却未必服气。
大家都服气的一位老师，是教文学概论的陈越先生。陈先生身材不高，微胖，戴一副黑框眼镜，年龄在四十上下，因为一个人带我们一年级的三个班，所以总是在阶梯教室里上大课。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来，非常有磁性。他讲课永远是一个速度，不紧不缓，不疾不徐，不愠不火，除了偶尔因为口吃而拉长或多发一个音节，一堂课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一个节奏。
第一节课他就把我们镇住了，因为他口中发出的那些新鲜的名词，和一个又一个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名字，每一个都让我们高山仰止，在他却如家常便饭一般。他给我们讲故事和小说的区别时说，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 这是故事，“国王死了，王后因为悲伤过度也死了。”这是小说。当时还没有“高大上”一词，但是陈先生一堂课讲下来，给我们的感觉用现在的话绝对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
当然后来随着他的讲解，我们知道了这个区别是英国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提出的论点。这就是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收获：他绍介了西方和中国古代对文艺学的基本认识和各种观点，让我们对自己正在学习的专业产生了极大的自豪感。因为他告诉我们，自然学科和社会科学都是以外界客体为研究对象，而人文学科则以人为研究对象，文学是为了认识人自己和丰富自己的生活而进行的。
自此以后，我们从他嘴里知道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理论，也听说了很多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例如朱狄、索绪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英迦登、华兹华斯、萨特、加谬、笛卡尔、弗吉妮亚、巴赫金等等，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金碧辉煌的文艺殿堂。他还给我们讲过一个叫阿尔都塞的法国思想家，他发 D 或 T 为声母的字音时，常分不清，加上口吃，所以一说到这个名字，总会让我们听成“阿尔吐、吐、吐塞”，但那时候，我们觉得他这样的口吃也那么帅。
陈先生在课堂上时常有引人入胜的警句，引发我们会心的微笑。比如：万物之中唯有人会笑，但为什么人一生下来就哭呢？因为人活着太累了。
像这样能够引发我们思考的讲解，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讲加谬的《西西弗斯的神话》，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的神话人物，因为触犯了众神，被罚推一块巨石上山顶，但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西西弗斯的生命就在这样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慢慢消耗殆尽。加谬认为：人活在这世界上，就好像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一样。既然无法改变推石上山的命运，就只有坚定的忍受这不知尽头的磨难，蔑视神灵的惩罚，承认命运的荒诞，将石头一次又一次的推向山顶，努力不止，永不停歇。陈先生最后的结论是：当西西弗斯再次从山顶走下来时，我们应该想象他是幸福的。
多年以后，每当我陷入意义式的追寻与困惑中时，都会想起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形象，还有陈先生在讲台上不动声色地讲出的这句话。
陈先生就这样天马行空纵横捭阖地给我们讲了一个学期，临到考试的时候，大家都慌了。没有认真听课的同学固然心里没底，就是真的用心听课的同学，也同样没有把握。因为陈先生的授课是按自己的讲义，与我们的教材全然没有关系，而他的讲课，就像带着我们穿行于星际之中，我们只看到点点繁星，哪里能够识得这许多真容？
正当大家都惴惴不安的时候，陈先生给我们上了考前最后一课，详细讲解了一些需要识记的知识点，并说：“只要这堂课认真听，保证考试会及格。”果不其然，考试卷子一发下来，大家都乐了，所有的内容陈先生都刚刚讲过。有一位博闻强记的同学把所有问题都答得一丝不苟，自以为一定是满分，但最后判出来，居然只有99分。陈先生是故意扣了一分，他告诉我们：“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文科没有100分。”就像并不看重形式上的考试一样，他也不给学生飘飘然的机会。
我与陈先生有过两次私下的交往。一次是刚入校不久，几个同学组织举办一个朗诵演讲辩论社，想要找一个指导老师，大家一致推选陈先生，于是我在一次课后拦住了他，告之以此事。陈先生笑了，说：“好啊，我愿意做这个指导老师。不过，学生搞社团，常常是几天的热情，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来。”当时的我颇不以为然，言语铿锵地表示一定会坚持下去。结果当然如陈先生所言，到二年级时这个社团就在无人问津中瓦解了。
另有一次，我为一份学生刊物《女大学生》特意跑他家里约稿，陈先生因为忙，就把在《女友》杂志发表过的一篇写女性的文字交付于我。闲谈中，他问我平时都读什么书，我说喜欢读一些当代的长篇小说。那时候我正迷恋陕西作家的一些创作，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废都》《浮躁》。陈先生笑了，说：“你这不叫读书，你这叫阅读自己的生活。真正的读书，是阅读经典。”
陈先生当然是阅读的典范了，他的笔名叫“梁谋”，那自然是“著书都为稻梁谋”的意思，除此之外的所有时间，大概都用在阅读和著述上，所以才有那一份沉静和气度。非常惭愧，直至今天，我的阅读仍然只限于自己的生活，而没有深入地坚持去读经典。我想，这也是我始终难以取得什么成就的原因吧。
关于阅读的看法，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教古代文学的魏耕原先生。也是因为给刊物约稿，我到家里去拜访他。先生住在一个旧式的楼房里，客厅狭小，沙发局促地偎在墙角，先生则紧偎在沙发里，笑着对我说：“你看看，我一个天天扎在故纸堆里的人，能写什么你们学生爱看的文字？”
先生家里的几个房间，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除了书还是书，而且大都十分破旧，还有一些线装书。我说：“老师平常就看这些书？”先生又是一笑，说：“有时候累了也看几本闲书，像《人民文学》《十月》什么的。”这两本杂志是当代文学的标志性刊物，先生居然称之为闲书，一刹那间，我亲身体会出“肃然起敬”的感觉。
魏先生主要给我们讲先秦和汉魏六朝的文学。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穿同一件黄色的夹克衫，洗得已经发白，跨着一个同样发白的军用书包，进得门来，先给学生们鞠上一躬，然后从书包里掏出讲义，低垂着眼敛，开始上课。
他也是一口地道的西安话，开始几节课我们几乎听不懂他讲的内容，后来才慢慢习惯他的发音。与声若洪钟的傅先生正好相反，他讲话总是低声下气，眼睛也总是望着自己面前的讲桌，最多只看到第一排学生的课桌，永远保持着谦恭的姿态。
他那时候应该还不到50岁，可是头发早白了，身材又矮小，因偏瘦而清矍，看上去就是一个小老头。可是几节课下来，你就明白他绝非一个谦恭胆怯之人，恰恰相反，嘲弄时事，讥评同仁，挖苦学生，是他在讲课时最爱捎带的事情。这恰恰让我们对他有了亲切的认识，倘不如此，他就完全像一个从古代走过来的夫子。
他给我们讲过两首乐府诗：
其一曰：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其二曰：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贩停? 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这是两首爱情诗，第一首表现对爱人的痴绝，第二表现对背叛爱情者的决绝，这种浓烈的感情和决绝的姿态，恰恰是魏先生自己的写照。他年近五十依然只是一个副教授，而系里某些年轻人只因为做了领导职务，随随便便就评上了教授，当然令他不满，而依照他倔强的性格，又绝不会为了职称而违反自己的原则。
这一点大概与陶渊明有点相像，所以魏先生也特别喜欢给我们讲陶诗。他说自己原来就是一个农民，他的名字叫“耕原”，本就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耕作人，所以更能理解陶渊明归耕田园后的种种不易。他给我们讲《乞食》《饮酒》《闲情赋》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2011年，我在当当网闲逛的时候，偶然发现先生居然出了一本专著《陶渊明论》，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看那书上的介绍，先生已是教授、博导。十年磨一剑，功到自然成。天道酬勤，先生数十年来在故纸堆里勤勉耕作，终于迎来了仓充实足的收获时节。
跟魏先生一样给我们老夫子印象的，还有一位教古代文论的梁道礼先生。梁先生个头也不高，但是微胖，与傅正乾先生一样，顶部的头发已经掉光，但他并未让地方的花花草草来支援中央，而是任由它们长长地垂在四周，这样头顶就是一片明亮的“飞机场”。
他上课总是微仰着头，看向教室的后上方，对学生既不称“你们”，也不称“大家 ，而是称“诸位”，看上去很尊敬他的学生。可是“诸位”们上他的课却最累，因为他总是两堂课连起来讲，中间从不休息，和陈越先生一样也是整堂课滔滔不绝一讲到底，语速又比陈先生快了许多。又因为所讲的内容是古代的文艺理论，其信息量之大，足以让每一个认真听课的学生累到腰酸背疼手抽筋。因为要全神贯注，一旦分心就被他甩到几千里外，再跟不上趟。又因为要不停地记笔记，即使我这样一分钟可写五十多字的速记者依然会留下很多空白，只能下课后再查相关资料或同学的笔记来弥补。大学四年，所记最厚的学习笔记就是古代文论，《孔子诗学》《孟子诗学》《荀子诗学》…… 几乎一人就是一本。
大学的考试前总有一个惯例，老师会给学生进行考前辅导。比如陈越先生就是如此，所以他的学生从不挂科。梁先生也辅导，他在讲台上照样是滔滔不绝，一堂辅导课下来，你会发现他几乎将一学期所学的内容都标注完了，这简直是对我们这些冀图走终南捷径者的公然调戏。
不过，一般来说，学校的结业考试很少为难学生。我们上大一的时候，有一位教现代汉语的王先生，判完卷子以后，几位学生因心怀忐忑而上门“拜访”，其意当然在于打听自己的得分。王先生很坦然地把卷子拿出来给大家看，内中一位同学只得了50几分，王先生看她尴尬的表情，笑了笑，拿出红笔来将分数划去，重新填写了个“60”，一时让那位女生如释重负，欢欣雀跃。
关于考试的惊喜。教我们明清文学的冯文楼先生，就在考场上跟我说一句话，完全颠覆了我以往的人生认知。冯先生研究四大名著、三言二拍，一看就是一位学究。他的课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讲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我们的注意力都在美女身上，但冯先生总是围绕百宝箱来做文章。他说百宝箱不是简单的装宝物的箱子，还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一条暗线，更是杜十娘开始新生活的全部希望。一个小箱子，既表现出杜十娘的聪慧多情，又说明她极富心计，这样一位内外兼修的女性，仍然无法找到自己的幸福，故事的悲剧意义就更加突出。他讲课的时候头头是道，考试的时候却搞了一个无间道。试卷的最后是一道论述题，留了整整一页的空白，我于是发挥自己的特长，以工笔小楷几乎写满了整面卷子。监考的冯先生在我身边伫立良久，忽然俯下身来，悄声问我：“你写这么多，老师有时间看吗？”他的面容温和而认真，一刹那间让我呆若木鸡。
这样的颠覆一再发生，几乎贯穿了我的大学生活。教宋词的何依工先生，就颠覆了我对课堂教学的认识。何先生上课，几乎不进行什么讲解，一首宋词朗读之后，就开始问我们怎么理解，他不指名，学生想回答的话自行站起来即可，无论我们谈什么，怎么谈，他都是微笑，用一些语气词声调上的变化来回应，嗯？哦，噢？呵呵呵呵！他声音柔和，语气轻灵，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搞得我们一直很忽悠：我说的到底对不对呢？他说的到底是不是正解呢？既然没有答案，只好自己下来查阅资料，提前预习功课。
还好，他给我们开过一份长长的书单，像《人间词话》《唐宋名贤百家词》《唐宋词十七讲》等等，他最喜欢的一位诗词研究大家是叶嘉莹，虽然人家是女士，可他提到其名的时候，总是要说“叶嘉莹先生”，言语之中充满敬意。
提问的环节结束了，大家以为他总该总结一下吧，可是不，他忽然跳跃性地聊天了，先说一种现象，然后用一句话领起 “我有一个美国朋友……” ，接下来是美国人如何如何做得好，或者是：“我有一个俄罗斯的朋友……”，然后是俄国人又做得如何如何好。提到国人的一些行为和习惯，他细腻的表情略微一显，显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
忘了介绍何先生的相貌：他皮肤白净，身材苗条，一看就很善于保养的样子，五官长得很精致，头发一丝不乱，在板书的时候，尤其爱翘兰花指，讲到一些不雅的事物时，他会以手掩口，自己先忍不住笑起来，一边说：“我实在说不出口。”
他给我们讲过一段禅宗的公案：有僧问赵州和尚，什么是佛？赵州和尚言道，佛是干屎橛。“干屎橛”三字，他几次欲说还休，嘴巴掩了几次，终于快速地说出，然后就是嘻嘻的低笑，神情之娇羞妩媚，令我们都看呆了。说到这里，你肯定明白了，这位何先生有点洁癖，举手投足都有点女性化。
事实的确如此，他练瑜珈，会跳舞，经常穿着紧身衣，独自在体育场上锻炼身体。我经常见他在球场边的栏杆上压腿，柔韧度之好，做一字码肯定没问题，要知道他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教我们当代文学的田刚先生有一回在课堂上谈到他，说：“你们何老师跳起舞来，那，真是分不清男女！”他的语气似调侃，又带有一点艳羡，惹得全班同学都会心地哈哈大笑。
现在想来，何先生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坚持述而不著，从不向世俗妥协，多年来一直只是讲师的职称，而自己浑不在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真人。他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启迪了我们的思维，激发了我们的主动性，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先进的教学方法。
但那时的我们，年少无知偏又自以为成熟，经历简单却自以为了解社会，对他讲课的方式既不认同，尤其反感他动辄“崇洋媚外”的嘴脸，而他偏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而不自知。
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终于有一天他又一次提到他的“美国朋友”时，班上从小到大响起一片嘘声，何先生愕然地扫视了我们，似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然而他很快平静如常，就连接下来传给他的一张纸条，也没能改变他的平静。
那是一个女生写的纸条，层层传递到讲桌前，内容是讥刺他只知道抱洋人的大腿，而忘了自家的祖宗。何先生看完纸条，面无表情地折起，装进自己的口袋，依然照自己的节奏讲课了。只是他在开讲之前，深深地朝我们大家看了一眼。不，应该是盼了一眼。他有一双明亮如秋泓、深沉似春潭的眼睛，非常像《沉默的羔羊》里的汉尼拔医生。
多年以后，何先生所说的一切我们反感过的东西，都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被反复证明，我才感觉出他那一盼中深深的悲悯之意。
宋词历来有婉约和豪放之分，但何先生几乎不提这个，他当然最喜欢所谓婉约的词，像“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之类，他读得总是津津有味。对于苏词他也非常喜欢，我还记得他最喜欢的一首苏词：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或许，在先生心中，他便是那一束照水红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浮生中徐步于斜阳之下，便是最大的幸福。
有一回——已经是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了，我随意地浏览母校的网站，在文学院的教师介绍中，发现博学厚养的陈越先生仍然只是副教授，而只述不著的何依工先生仍然只是一位讲师。我告诉了内子这个发现，内子失神了半晌，说：“什么时候有时间回西安，去看看何老师吧，我想跟他道个歉。”
她就是当年那个不知天高地厚，写纸条嘲讽何先生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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