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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中后期,因为常年的对外战争以及征敛,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暴乱。为了加强地方管理,汉武帝设置绣衣御史到各州郡去平息暴乱,许多任职的绣衣御史为了能迅速解决问题,就简单抱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以暴制暴惩治“暴民”,动不动就诛杀上万人。
在这些被派往各州郡的绣衣御史之中,有一个例外,就是王贺。王贺到魏郡上任后,既没有发兵击杀“暴民”,也没有对那些执法不力的官员进行处罚,而是采取怀柔的方式,劝说那些反抗的农民“暴民”们放下武器、回归乡里,通过这种怀柔的方式,王贺让数万人免于荼毒。
王贺不杀一人便成功地稳定局势,可是汉武帝却认为他不称职,将他免官。被免官的王贺不但不觉得委屈,还自嘲地和别人说:“我听说挽救数千人的性命,子孙就会有封爵,我挽救了数万人,后世应该会有因此兴旺发达的吧?”
后来,王贺的孙女王政君果然成为汉元帝的皇后,汉元帝驾崩之后,她的儿子又成为汉成帝,王氏一族开始显赫。再后来,王政君重用侄子王莽当政,王贺后世的兴盛达到了顶峰。
自古以来,许多史家学说,多认为人生的兴旺荣耀,没有无缘无故,而是需要行善积德,甚至几辈子的修行积累,才会有后世的兴旺繁荣。
所以古时候有颜氏看到叔梁纥一家已经做好事做了好几辈,“逆知其子孙必有兴者”,估计他的子孙就要兴盛了,就把颜家女儿嫁给叔梁纥,后来叔梁纥果然生了个儿子,名叫“孔丘”。
所以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也曾经感慨地说:“我经常率领百万之众的部队,可是却没有随意杀过一个人,我的后世也一定会有兴盛的吧?”后来他的孙女邓绥成为东汉王朝第四代的皇后,而后临朝称制十六年,把艰难前行的东汉王朝转危为安、重回正轨,被誉为:“兴灭国、继绝世”的女政治家。
还有像西汉的于定国父亲于公,自认为管理诉讼的时候积累了许多阴德,所以子孙会兴旺。果然于定国官至丞相,于定国儿子于永也官至光禄勋、御史大夫。五代时期南唐的刘景宏,活人数万,自认为“不遇于时”,但是后世必然会有发达的子孙,果然三代自后,有刘沆成为北宋丞相,子孙都显耀发达……
按理说,像这种前世积德,后世享福的事迹,是劝人以善的好教材,应该是人们争相传诵的故事。可是,明代末年的大儒船山先生王夫之,却对这些人做出了批判,说王贺积德想要子孙兴旺的行为并不可取。
在王夫之看来,像王贺这种做了好事,自己又念念不忘,是“市沾沾之恩,而怀私利之心”的行为,是“挟善檄天”的心理。把给大众百姓的一些恩德当作买卖,心里怀着的却是自私的行为,施舍阴德是为了求得回报,求得子孙的兴盛发达,所以这种挟持善良求得老天保佑的心思,是“挟善以求福于鬼神,俗之偷也,不可救药矣。”
在王夫之看来,做好事做善事,应该要有纯粹的心思,而不能够挟持私人的买卖。所以,王贺积善活人,是一场怀有私心的行善,虽然让王家有过兴盛,却也启导了王莽这种谦卑待下,假做好人的“伪”、“诈”行为,并因此导致王莽家族被灭族这种恶果。
所以,像王贺这种满脑子想着“子孙兴旺”而挟持私心行善的行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一生参加抗清活动,并以“大明遗老”自称,从来不为利禄所诱,不受权势所压,甚至在困顿病患之中,也不愿意接受清廷的馈赠。
他的思想议论,自然也是深刻高明,见解非凡。
然而有时候,越是身在高处,见解宏深之人,对人们的要求,也就越容易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
记得从前看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乾隆皇帝下江南,站在镇江的金山寺上,指着长江里来往穿梭的船只,询问左右:“江中有几条船?”纪晓岚反应最为机敏,回答说:“两条。”皇帝奇怪,便问道:“哪两条?”纪晓岚说:“一条叫做名,一条叫做利。”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本性,或许都是有私心的多,无私的少;这世界上的人,也总是做凡夫俗子的多,立志做圣人的少;这世界上的行善,大概也是挟有私心的人多,而做好事不挟私心的人少。
从前,子贡赎回在外为奴的鲁人,却“不取其金”,人们都称颂子贡的行为,说他大公无私,唯独孔子在叹息,害怕以后再也没有人赎回在外为奴的鲁人;子路救了一个小孩,小孩父母回馈了一头牛,子路高兴地接受了,人们都在斥责子路贪财,孔子却高兴地认为,以后鲁国会有更多勇于救助处于危难的小孩的人。
倘若,历史上的王贺、邓禹、于公、刘景宏这些人,一开始行善就没有私心,就没有想着是为后世积善积德,那些被救助的人,还会有那么多吗?而别人一看行善都要有圣哲之心,不要想着自己和亲人,那些为名为利为了子孙后代的凡夫俗子们,还会纷纷去效仿行善吗?
或许,像王夫之这样的圣哲,他看重的是道德仁义,偶尔也会忘却了世俗人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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