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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东坡居士笠屐图》
北宋元丰二年(1079)是“王安石变法”的第十一个年头。四月，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按惯例上呈谢表。不料却遭御史弹劾，认为他诽谤新法、讥讪朝政。宋代御史台关押的官员中，苏轼是第一位“因诗获罪”的。那里种了很多柏树，栖息着成百上千的乌鸦，别称“乌台”，“乌台诗案”也因此得名。
因诗入狱
苏轼的诗才确实无与伦比，既言之有物，又张弛有度;既信手拈来，又雅俗共赏，往往令人击节称叹。但是在急于表功的御史眼里，却是十足的讽刺和谤讪。他们抓住其中“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还搜集了涉嫌攻击新法的六十九首诗文作为罪证，进呈给宋神宗。神宗下令将苏轼押解入京，关入御史台狱。
御史台弹劾苏轼诽谤朝政的关键证据，是其《山村》《戏子由》《八月十五日看潮》等诗中的句子。他们认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讥讽了青苗法无益于农事;“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批评了盐法的严苛;“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讽刺了明法科的重刑轻德;“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嘲讽了水利新政的扰民难成。为了加重对苏轼的处罚，御史们还临时起意，给苏轼加了一项“与附马都尉王诜往来交通，请托受贿”的罪名。
苏轼在到案之初，就坦然承认了《山村》的政治用意。经过近五个月的审理，他也承认了御史所列的五十九首诗文中，确实有讪谤朝政的用意。这一年的十二月，神宗依据御史台的审理结果和大理寺的判决意见，作出最终处罚决定，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岛安置。
有惊无险
在御史的奏章中，始终咬定苏轼包藏祸心，为恶不悛，“大不恭”之罪不审即明。在宋代，这是可以处以“斩刑”的罪名。即使在大赦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坚持苏轼讪上惑众，死不容赦。可见“乌台诗案”背后，存在着明显的政治角力，其政治性远远超过刑事性。
苏轼入狱之初，就已经做好了不能生还的准备，因此写好了绝笔信和绝笔诗。但是，宋神宗的最后裁决，却没有被御史的意见左右，而是以贬官停职了事。这在古代文字狱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究其原因，大约有三方面:
一是北宋“不杀士大夫和言官”的祖训，有效地控制了官员因言获罪的数量，宋代皇帝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多少受此约束;二是北宋中期的党争，还没有完全恶化，沦为纯粹的党同伐异和派系倾轧。苏轼入狱后，连变法派领袖王安石也上书神宗，认为“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对神宗最后的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杜绝了法外施刑的可能。
文学与法律
如果仅就宋代法律的层面看，这一案件其实并无不妥。但是宋代以后，该案遭到了文人们的口诛笔伐，认为它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是新法推行者对苏轼的陷害和打击。这实际上体现的是文学传统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强烈冲突。“乌台诗案”将文学作品作为定罪的主要依据，对“以诗刺时”的古老传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早在西周时期，君王采诗以观风俗、臣下献诗以讽谏政治，就已经形成制度。到了汉代，儒生们对诗歌讽谏功能的总结，最终确认了文学的社会政治属性。在汉代以后的儒家观念中，诗人以诗评论时政，不仅是个人创作意愿，而且也是社会义务。
然而，“乌台诗案”的被告并不是诗人苏轼，而是官员苏轼。作为地方官员的苏轼，虽然强烈反对新法，但从职责上讲必须是新法的执行者;凭借诗人的身份，苏轼可以在诗歌创作中以夸张、讽刺等文学手法，表达自己的不满。文学的传播方式和艺术感染力，又有效地扩大了其观点的影响力。这正是新法推行者最痛恨之处。诗人的表达自由和官员的职责之间的矛盾，与文学传统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一样，是本案备受关注的深层原因。
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分水岭。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案”，其影响远不止此，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们，逐渐走向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处境。不过与其他文字狱案相比，“乌台诗案”的审理过程始终控制在法定范围内，当权者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没有完全陷入党派倾轧的泥淖，这是对该案炮制者们唯一值得肯定的地方。
【来源：安顺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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