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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最大敌人，往往不是外部，是来自内心的偏见对自我的禁锢。
纸与铁之间| 陈蔚文
约了中午一点到美发工作室，在某商场的18楼。电梯内只我一人，数字键变换，一会显示“18”。
咦，门怎么没开？又等了几秒，它严丝合缝，没有开的意思。故障？我摘下正听歌的耳机，有点慌，虽然是白天，但待在一个封闭空间的感觉让人有些窒息。
摁了电梯的报警键，电梯内响起连串噪音，无人响应。我注视那个悬浮不动的红色18，大脑开始有点缺氧，随手胡乱摁了个数字，几秒后，电梯启动，停在我摁的那一层。同时，相当吊诡的，我身后突然冒出一个男人！
我被他吓了好一跳，电梯门不是紧闭的吗，怎么他会从我身后冒出？我回转身，才发现——在他身后，电梯门正缓缓关闭。原来，这电梯是双门的。我刚才悬浮在18楼时，其实另扇门已在我身后打开（因为我在听歌，完全不知道身后的门开），但我执着地望着那个停滞的“18”，只有一个念头：电梯肯定是故障了，直到这位男子进来。
电梯没有故障，是我的经验发生故障，将电梯门简化成了只有我面前一扇的推断。
有年深秋在东北，住在延边安图县的一家宾馆，洗澡水放了好一阵仍沁骨冰凉，去找服务员，原来红色龙头放出的是冷水，拧开蓝色龙头才是热水，服务员说可能当时师傅装反了。而习惯了在某种经验范围里的我，宁愿苦等红色龙头流出不可能的热水，也不愿动手向另一个方向扭一下。
——仅仅需要一个转身，仅仅需要拧下另一个水龙头，可思维定式又是多么强大，它好似定身咒语，把人困在原地。
诗人欧阳江河的文章《纸手铐——一部没有拍摄的影片和它的43个变奏》中的“思想犯人”，在七十年代一座极为偏僻的，近乎抽象的监狱里被囚禁数年。那是一个物质极匮乏的年代：近千名囚犯，只有十来副铁手铐。
于是，纸手铐被发明出来。
囚犯如果违反了狱规，其惩罚不是直接用铁铐实施，而是以狱管人员即兴制作的纸手铐来象征性地铐住囚犯的双手，惩罚时间从三天到半个月不等。惩罚期间，若纸手铐被损坏，则立即代之以铁铐的真实惩罚（铁手铐每副重达30公斤）。如果惩罚期满时，纸手铐仍然完好无损，则不再实施铁铐的惩罚。
纸成为铁的替代。
轻中注入重，虚被转为实——这真是一项充满隐喻，富有想象的发明！
那位囚犯出狱多年之后，这种“纸手铐恐惧综合征”仍然在他身上起作用。他双手解放了，但内心的手铐固定在某处，永远呈现出被铐住的样子。他只有在“被铐”的状态下才有安全感，才能感觉到“手”的存在，才能安然入睡。他依靠对纸手铐的想象活在世上，纸手铐对他来讲既是恐惧又是一种类似乡愁的“迷恋”。
有没有比恐惧更隐蔽，但又更直接，更具有原理性质的东西在起作用呢？纸铐铐住的其实不是真手，而是纸铐发明出来的非手。纸铐铐住的现实，看似荒谬，却普遍存在于现实。纸铐既是刑具，也带来莫大“安全感”，这种吊诡关系使人在一种固见中生活下去，密不透风。即便你站在广袤的荒漠上，精神或说意识仍然在身体的纸铐中。
有些人，行过万里路，却还在思维或意识的原地。“行走”的动作只是一种拟态，无意义的迁移，如果纸不撕碎，手铐一直在。人并没有离开，始终被意识的纸牢牢铐着。
在纸铐的“无意识”中，一切只有一个面向，一种可能。
“纸铐铐住的现实，要多轻有多轻，但对于重的它又太重。”有时仅仅退一步，转个身，从自我意识里出离一下——就像挣掉具有铁的内质的纸手铐，真相就显现了。
然而挣脱那种思维的惯性谈何容易？
“想象中的监狱比真实的监狱更可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关在里面，但又可以说人人都关在里面。这个监狱是用可能性来界定的”。
这可能性就是生活环境、观念给人烙上的印记。
曾在聚会中碰见位多年不见的同窗，在去酒店的车程中，他滔滔地发表言论，用看透这世界一切猫腻的口吻，批判人际、政治、单位、孩子的学校以及老师。有人试图反驳，他马上打断，以宣布真理的绝对重申他的观点。他瘦小身躯迸发的偏激令人吃惊，或许是某些遭际造就了今天的他。他的定论伴着激愤，我想到“纸手铐”的意象——那副手铐就是生活认知带给他的偏狭，他被禁锢其中而不自知，因此他也根本不打算挣脱一下。
车上有位女同学，温和地反驳了他对老师的评价，“你说的只是个别现象，好老师有不少，我孩子的老师就挺好的……”她话未说完，便遭到了男同窗的打断。“哪有多少例外，这个社会就这么现实！”他掷地有声，愤愤不平。
“纸手铐之所以具有威慑力量，是由于纸里头有‘铁’这样的物质”，这个铁，就是生活的惯性，视角的惯性，被某种思想规驯过的意识惯性。它有时会将人带进自我的死胡同。
那次聚会，那位同窗有事先走，他的离开似乎让所有人暗自松了口气。在他的口头禅“现在的社会……”中，散布着病毒般的怨愤之气。当然这与他现实处境有关，他做过若干行当，但都没赚到他期望的钱，他认为自己智商不比任何人差，甚至高出普通人，他有技术，懂些音乐，末了，却是个辛苦的“失败者”——这“失败”他认为是由社会的不公造成的。另一方面，他从“失败”中提炼出对这种激愤的依赖，在激愤中他既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也为自己的见地，为自己比其他人对这社会更“深刻”的了解而亢奋。
尼采说，人生充满苦难，更苦的是这些苦难没有意义——所受的苦如果只是化作了一堆“看透”，那么或许苦真的白受了。
命运的最大敌人，往往不是外部，是来自内心的偏见对自我的禁锢。
“和别的客人在一起时，我总觉谈话就像一个超越障碍训练场，矛盾、竞争和误解等构成了重重沟壑和围栏。我理想中的谈话应该能让参与双方都能畅所欲言，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完满，而不是无休止地设定和重设条件，为结论辩护。它甚至可以不需要得出什么结论。”麦克尤恩小说中的主人公说的，这的确也是种理想之境的谈话，无论是与亲人，或爱人。只为交流而说，敞开心扉，不设置任何围栏，不把奉行、推销那个“我”当作谈话最高目的。
这种完满的表达并不易，需要平心静气。
许多人身体里大概都住了一个固执的“我”，年深月久，有些“我”甚至已锈死，再不能扭动半分。
有时我们管这种见识的执拗叫作“个性”，或不妥协的骄傲——其实，那未必是见识，很可能只是傲慢与偏见。
在许多的“个性认知”中，有着盲目的认知封闭：电梯只有一扇门；蓝色开关是冷水，红色开关是热水；凉粉一定不能加醋，牛肉必须加土豆；孩子一定要打，不打不成器；甜的水果中一定注射了甜味素；爱好文艺多半是出于附庸风雅的需要；一个人如果和领导处得还行，那么只有一个目的：为了往上爬；只有抽离了感情的零度写作才是大师范儿；一个明星贴出家事申明一定只为炒作……诸如此类的定式“经验”太多了，饭桌边、微信中，到处充满不容置疑，到处是鹰眼识破，高明见地似乎只有在层层“撕开”中才得以成立。
信任、包容、倾听，这些最基本的人际美德去哪了？那么多的心上装了三重保险的防盗——它不对善开放，只对恶，只要是恶的消息，人们宁信其有。而善的讯息，人们宁信其无。
不是揭露“恶”才有价值，有时维护善需要更宽大的襟怀。它是对世相、人性有更多理解后，仍接纳这个泥沙俱下的世界，信任其中善和美的部分。
在网上看一帖，一个女子为如今要不要赡养母亲而纠结：父母从小离异，母亲那时喜欢上一个男人，随他而去。她和妹妹一直跟着父亲，如今她长大成人，结婚生子，母亲和那个男人已分开，身体不好，希望女儿能负担点自己的生活费。
跟帖的网友骂声一片，自然是说这母亲如何不知廉耻，好意思来找女儿，当初干吗去了？也有骂帖主，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不赡养！让母亲死一边去，现在怎么不去找那个男人呢？
女子说到当年在厦门打工，母亲特意来看过她，却因为长期不生活在一起而相对无言，母亲默默住一晚走了，临走替她洗了衣服，收拾好了房间。
面对这些骂声，人们是否也稍微地想过一下那位母亲的感受？据帖主说，父母没什么爱情，时常争吵，也是造成她母亲当年离家的一个原因。还有，她母亲跟随那个男人是去外地打工，租房狭窄，当时根本没条件带着正上学的孩子，而她父亲在当地有份还算稳定的工作与住房，所以她和妹妹一直跟着父亲。
是的，人们要求一个当了母亲的女人只能是母亲，而取消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权利：爱与自由。一旦她有感情的需求，想从这个“家”里出走，她就要像《红字》中的海丝特·白兰一样，被惩罚，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A字示众。这个耻的标志伴随她一辈子，甚至她为此要剥夺掉被儿女赡养的权利。
在“道德”旗号下，这种审判的声音不容置疑。任何一个跳出为母亲说几句话的网友都遭来谩骂，这种骂声太熟悉不过，各个时代各种场景下，都能听到同频率同语调的骂声。
感谢可敬的托尔斯泰，给了出走的安娜一个为爱情绝望赴死的经典形象，而不是一个自作自受的荡妇。但，距小说首版发行的1877年过去这么久，让人失望的是，对女性的审判标准仍是如此粗暴，单一。
在骂之前，显然骂者们都先爬上了道德的高台，他们简化现实，从单数涌向复数，他们不欲了解这个“母亲”曾经历什么，她的苦痛，无奈，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遭遇了哪些事情。他们只是喷出口水，将臭鸡蛋奋力砸过去。
许多暴行就是这样产生的，不欲了解，更不打算理解，加上可怕的偏见。他们抽离了自身，让自己悬置起来，成为假想中的上帝。只剩下简单武断的价值判断，缺乏常情，他们忘了，自己或亲友也可能遇到和当事人同样的处境，同样可能遭遇粗暴的审判，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或许他们肯花点时间，从一个义正词严的审判者返回去，成为一个人。
曾经，为找一首歌，搜到一首陌生的粤语歌，里面有几句歌词：
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流
铁和石也可割破这是过山的河水
它奔前流流流不管蹉跎
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
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流
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一江河水
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流
我喜欢这歌词里的执着，以及“不管为何，沿途如何”的相信——“我不相信”很容易，不相信之后的仍然相信，很不容易。
“我不相信”，只需要一种单一的判断，就像认为电梯门必只在正前方开启。“我相信”，那是在判断里加进了情怀、信仰、包容，对这世界和他人的体恤。是转过身，让视野朝向更开阔之处。是相信穷荒绝漠鸟不飞的地方，仍会有一眼清泉在地下汩汩而流，等渴者前来汲饮；相信千帆过尽，仍会有一叶小舟乘风而驶，接应羁旅游子。
在《圣经》中，“信”出现了565次，足见信是极重要的一件事。希伯来书所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不仅是信自己的可见，也信那些“不可见”。在“不可见”中，也许有陌生的景象，甚至不被我们理解的事物——但或许有一天，你突然就理解了，领会了。你发现，曾不被你理解甚至排斥的事物，它们其实是“常理”，它一直在那，等待着与你的相遇。
从词语与虚构的空无中走出——它们仿如一副纸手铐对人的束缚，人才能更公允地看待世界，更宽柔地对待自我。
就像近几年，我与白色的相遇。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衣柜里全是灰蓝黑，尤其青春期，我认为白色就是一种“不可见”，危险而浅薄，它会使人体形膨胀，暴露无遗，我那时奉为圭臬的美学奇怪地相悖着：一方面喧哗与骚动，另一方面力求隐蔽。
记不清，哪一天突然有了与白色的相遇。它典雅，自洁，使人在灰暗的日常中有一抹亮色。这个转变其实依托于一种心绪，带有自我接纳，镇定，以及对“自我能见度”的提升。
在衣柜清冷的深色系中，增添了若干件白，以及灰粉、湖蓝……像是一间封闭的屋子，开了扇窗，光照了进来。它照亮了一些从前被遮蔽的我未所见的事物。
作者简介：陈蔚文
陈蔚文，女，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十月》《钟山》《天涯》等刊。获“人民文学散文新人”奖、林语堂散文奖等，有中篇小说入选“2020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另收录于多种小说及散文年度选本。出版专集《若有光》《见字如晤》《叠印》《雨水正白》等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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